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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道以来，政治动荡，北方漕运管理也是捉襟见肘，卫河来水不足仍旧困扰着北方漕运。迫于形势，道光初年严烺又上疏说：“每年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又自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三十日用竹络装石堵塞九道堰口，逼水入小丹河下达卫水中流。水深以四尺五寸为度，并留涓滴之水以灌民田，漕运事竣听民自便”。为保障小丹河水量，其水深也要精确测量，同时每年近四个月民间用水只获涓滴而已，而河内县农业可一年两熟，春秋二季正是农忙时节，正处于农业用水高峰期。更为严重者，甚至一度完全封闭民渠、民堰，道光十九年道光帝谕内阁：“经额布奏‘卫河水势浅涩，请暂为变通济运’等语。……拟请将豫省卫水原议三日济运一日灌田之例，暂为变通，俾卫源得资畅旺。现当漕行吃紧之际，自应变通办理，俾免阻滞。著河南巡抚即行遴派干员，会同该管各官，将百门泉、小丹河等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民渠民闸，暂行封闭。仍著分段严查，如有堰长、夫役卖水阻运，奸民盗挖灌田等弊，即行照例严办。务使水势专注卫河，以济漕运。并著经额布随时查看情形，俟卫河水势充足，即行咨会照常启放，以符旧制。如水势不见增长，另有别情，亦著据实具奏”。这样，为保漕运正常进行，丹河下游地方民众再次不沾余沥，而小丹河所经各县每年却还要负担疏导河道、泉源之责，“应请仍照旧章，饬令各该县每年春初多雇人夫认真疏导，务令泉源畅涌，不致少有淤塞”。总之，官三民一之法虽自康熙三十年制定以来为后世遵循，但其执行也因漕运用水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清中后期甚至一度得不到执行，国家漕运力量始终凌驾于地方小民用水之上。

　　四、结语

　　明清北方漕运用水常患浅塞，除了因河道摆动影响运道水源（如漳河北徙不入卫河）和漕运自身的管理问题外，入运河流的水量缺乏则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入运河流的水量缺乏并不能完全认为是这些河流上游地方民众分渠灌田所致，还有生态环境因素。华北平原河流在明清时期径流量普遍降低，部分河流上游泉源流量比此前多有减少，如卫河在宋元时期为御河，熙宁九年（1068）文彦博奏称：“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门泉水，其势壮猛，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阻滞”，可以想见当时卫河水量之大，而在明清时期卫河却是一条经常淤塞的河流，需要拦截大部分入卫河流之水方能畅通。卫河上游来水多发源于山西东南上党地区与豫北交界的太行山南段，山地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也直接影响到了发源于此的河流的流量和含沙量。早在三国曹魏时期就曾“于上党取大材供邺宫室”，至明清，经历代砍伐，已无大材，地方志编撰者已有清醒认识，“加以樵牧日烦，虽深山绝巘，若彼濯濯所称，木之属惟杨槐榆柳”。植被覆盖的日益缺失，使得水土流失日趋严峻，“上党诸山之水，建瓴而下，每一暴雨，顷刻涨高二、三丈，滚赤土流，去如丹色”，可谓水土流失的实证。这间接影响了入卫河流的水源补给量，也加大了河流含沙量，卫河也就常患淤塞。另一方面，北方运道繁忙时节却是华北平原少雨期，华北地区60%的降水集中于夏季，尤其是河北平原，春秋两季天气波动频繁，但气团含湿量小，不能产生大量降水。天旱少雨，河道浅塞，而漕粮又在每年春秋两季北运京师，这就难免不发生运道缺水的情况。因此，北方漕运缺水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生态和气候问题，而非全由小民用水导致漕运水量缺乏所致。

　　丹河由丹口冲出太行山束缚后，即进入河内地区，受地势高差的作用，在丹口附近设堰开渠即能自流灌溉，收到良好的灌溉效益。在良好的地理基础之上，水利开发在官民共同的努力下，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明清时期以九道堰为中心的水利事业蓬勃发展。但地方水利开发和水资源利用又要服从国家力量的干预，丹河下游民众用水受到国家漕运力量的控制，双方矛盾始终围绕着小丹河的水量进行，小丹河的形成、管理是明清政府为满足漕运水量的需要，而对丹河下游地方水资源利用的干预，每年定制的用水规章则是国家漕运干预地方水利的确证。

　　小丹河用水制度确立后方志资料记载称“士民称便”，但地方志所代表的仍是官方的态度，追随着国家大政，而非完全站在民众用水的立场。如果“官三民一”用水制度真的如其所言，也自然不会发生民间闸夫盗水、卖水之事了，这表明丹河下游官民用水制度的确立只是民众对于国家漕运力量所作出的让步，甚至是一种自我牺牲和无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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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雪芹.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J］.古今农业，

　　[3]谢湜.“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J］.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