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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我国本土出口型企业技术提升的速度缓慢，虽然我国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如果仔细区分出口产品的实际技术含量，可以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其实是趋于下降的，这表明，我国本土企业越来越依靠来自国外的技术投入以维持自身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二是我国企业大多是以代工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只承担这些行业的加工组装环节，而生产所需的技术、装备依靠进口，研发、设计来自国外，产品的品牌和市场营销也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由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竞争程度的不同，国外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赚取高额利润，而我国企业只能赚取很低的代工费。三是我国出口企业对国外订单、国外投资和进口装备、核心元器件的依附性较强。受依附型特征的影响，本土企业难以制定独立自主的技术研发和产品提升战略，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受到国外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制约。

　　5.自主创新对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不足

　　(1)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是实现国家对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有效调控和推动、扶持与激励。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三个部件仍然存在功能缺失：大学是基础知识的创造主体，也是国家重要创新平台的搭建者，但是我国承担共性技术研发的科研机构与大学缺乏学术交流的体系，创新平台也无法搭建；知识传播系统依靠的是产学研用的结合，但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科研人员从事的研究工作大多与企业所需脱节，科技成果很难转换为经济效益，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也使得知识创造者在科研成果转化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阻碍了技术扩散；知识应用系统的主体是生产企业，在需求旺盛的情况下，我国企业长期看订单经营，很少有企业愿意承担创新应用带来的风险。

　　(2)信息化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近年来虽然我国信息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促进工业生产自动化方面有较大提高，但是在广泛利用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设备，进而推进整个生产体系的信息化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_方面，中国企业尚未掌握工业信息化的最新技术，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强；传统的信息基础设施又多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信息产品市场化程度低，企业信息化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自动化控制、计算机辅助生产、资源计划、电子商务等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工业企业还不能从信息产业的发展中获得帮助，进而割裂了信息产业与工业化的产业关联，阻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

　　(3)高技术产业发展与高技术发展并不同步。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1995-2009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了10余倍，年增长率接近30%，远远超过GDP的增幅。快速发展的高技术产业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推动力，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引擎。但是，在我国高技术产业总量扩张的背后是其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产值和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大量承接跨国公司的OEM，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远没有成为高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6.资本深化与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曰趋尖锐

　　2000年以来，在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失业率反而上升并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2001-2009年的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9年，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下降趋势。“十一五”时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4%以上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