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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由职业声望、劳动时间、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等5个因素构成的综合指数，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的基本特征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重点关注了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是否因户籍制度和流入地社会的结构性因素而受到经济排斥，遭受三重弱势。借助描述性和模型分析方法，通过对基于年龄、户籍性质、户籍地点3个主要要素形成的六类组群进行系统性对比，文章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第一，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都处于三重弱势地位。若对本文关注的六类人群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行排序，则本地年长市民居于首位，次为本地年轻市民，此后依次为年长城－城流动人口，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年长乡－城流动人口，最后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可见，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确处于按年龄、户籍性质和户籍地点划分的6个群体中的最底层，不仅比城镇户籍人口差，甚至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也存在显著差别(虽然差别较小)，凸显出三重弱势。

　　第二，城－城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也都显著地低于本地市民(进一步的细分发现，他们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和住房方面)。虽然他们的户籍性质与本地市民一样，且大部分人有着与本地市民类似的受教育程度，但却很少在高社会福利、高住房补贴的产业部门或工作单位就业，而是大多集中在私营企业工作。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作为外来人的他们无法充分有效地参与流入地的经济生活，也未能公平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该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内外之别”。社会保障和住房福利方面的差异也表明，城市社会从体制、制度上仍将他们排斥在外。同样，在城－城流动人口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基于年龄的社会分层。

　　第三，经济社会地位较低是年轻一代的共同特征。不管流动身份和户口身份，在本地市民、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3个群体中，年轻人的状况都较差。青年乡－城流动人口、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和年轻市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尽管高低有别，但与年长者相比的模式相同，突显出朋辈特点。

　　他们多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仅有较少甚至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缺乏较高的职业技能，故难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地位。所不同的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极低的经济融入水平清晰地揭示出了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区隔。诚然，融入水平较低与其人力资本积累较差(如:受教育程度低)而无法在满意的产业部门和工作单位就业相关，但本文的模型分析控制了上述变量，故必然还有其他因素作用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我们认为，由户籍性质决定的“城乡差分”和由户籍地点形成的“内外之别”的影响最大。如果说年轻的劣势具有朋辈特点、为自然属性的话，那么，流动人口整体上的弱势无疑与人为的社会因素(包括户籍类型、户籍地点及其附着在这些制度背后的其他显性和隐性因素、以及流入地社会对外来人口的结构性排斥)干系甚大。显然，乡－城流动人口遭遇更多的制度和结构排斥，但城－城流动人口也未被有效地纳入到流入地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在短时间内还难以从根本上逾越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使得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脱离社会底层的境地。

　　这些发现表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与具有排斥特征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前所述，他们多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进入城市，1/3的人从未干过农活(刘传江、程建林，2008)。与年长流动人口不同，在情感上，他们与城市(而不是农村)更为亲密;在行为动机上，他们流动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并最终融于城市社会。然而，在城市社会的排斥下，这样一个鲜活、对城市和未来充满期待的群体却难以找到认同和价值的肯定，梦想被打破，融入的意愿难以达成。

　　事实上，城市越发达，融入的渴求就越强;而意愿越强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剧烈，从而滋生失落感、挫败感和被剥夺感，对城市社会失去信心，在情感上出现“渴求－失落－退缩”的怪圈和恶性循环，并因此而产生对流入地社会的对立、对抗情绪，甚至出现偏执行为。

　　基于以上发现，我们有必要对“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去“标签化”，并重新解读他们在流入地社会的经济成就。无疑，青年流动人口享受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即相对年长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进入城市的机会;然而，他们却又被这些社会成果排斥在外，他们的教育程度相对于城市同辈群体依然较低，他们就业于社会经济的最边缘部门。虽然他们在城市劳动，衣着行为等与当地青年差别不大，但他们既不是流入地的市民也不是流出地的农民。虽然他们在短期内不愿也不会回归农村，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却遇到了各种障碍，并且很难如愿地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年长流动人口，但其程度仍然很难保证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无疑希望摆脱最脏、最苦、最累、最乏味的工作，但其职业技能与工作经历决定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他们或许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被溺爱的一代，但宠爱只限于家庭之内—在流入地社会，他们还得承受时间最长的劳动，居住在条件最差的环境中。社会融入的开始，也就是经济融入的进程缓慢地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前行，或许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全体主流社会中达到普惠状态、社会资源分配不存在相对竞争时，真正的社会融入进程才会全面开始。

　　上述发现暗示着，在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同人群的受益有别。虽然中国的人口流动、城镇化、市场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公共福利的不断改善，而且从绝对意义上看，所有人群都可能受益于社会的发展，但从相对视角来看，不同人群的受益情况大不相同。对于流动人口，社会发展产出的一些潜在的积极后果可能被一些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例如户籍性质或户籍地点)所削弱，也被流入地的社会排斥和本地市民对外来人口有意或无意的歧视因素(本研究未检验该因素)所稀释。因此，仅仅依靠市场功能，难以有效实现外来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向本地市民的转化;外来人口的融入过程仍然由于其他因素的阻碍而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因此，为推进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和总体社会融入，政府在推进教育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消除一些地方保护性政策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微观层面来看，作为影响作用最大的自变量，教育是提高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与教育相关的工作技能的改善和提高对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钱、享受基本的公共福利、过上体面的生活也都不可忽视。

　　否则，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将使其始终处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即使户籍制度被取消，其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大部分城市居民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但五分之四的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仅接受了初中及以下教育。这表明，与同龄城市市民相比，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从一开始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地位低下的经济产业部门，而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的人通常就业于这类部门。如不在农村加快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尽快改善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则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将会永远从事处于社会分工链条最低端、最底层的工作。在现有体制环境、经济环境和教育政策背景下，很难希望他们与年长流动人口表现出根本性差异。

　　然而，教育仅是提高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即使城－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本地市民类似，其经济社会地位仍显著较低。显然，户籍制度及其连带的地方性保护政策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户籍的城－乡分割使许多社会福利、公共产品仅惠利于城市户籍人口，从而使得青年乡－城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社会一员而体面生活的愿望非常难以实现。因此，若不消除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则期望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工作和生活境遇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内外之别”是另一个不易跨越的障碍，使具有类似受教育程度的城－城流动人口在综合经济社会地位方面也处于弱势，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高于本地市民。如果取消户籍制度，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差距便会随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而缩小。如果没有“本地”与“外来”的内外之别或地方保护，新老流动人口、城－城和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融入水平将在城镇化进程中较快提高;青年流动人口也会不仅“新”在年龄小、无农业劳动经验、对城市生活的强烈向往和家庭负担较轻等方面，而且更“新”在生活质量和经济社会地位上。

　　两年前我曾说过、现在依旧强烈认为，如果没有制度的创新和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均等化，当下的青年流动人口仍会重复1980年代和1990年代年轻流动人口走过的不平等之路和经历过的艰难生活，他们的子女难免也会重复他们的故事。社会排斥和弱势地位代代传递、延续和再生产，使得纵向社会流动的愿景难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