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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家里的地我和老伴两个人种着，老伴前年得了脑出血就干不动活了，剩下我一个人凑合着种。今年我心脏出了问题，也干不动了。子女们也都不同意我们再干活了。”
　　马昊说，儿子们有工作不会回来种地孙子们根本就不会种地本来想转给别人，可村里会种地的都老了，自己的地还种不过来，转不出去，就只能荒着了。谈到这些话，他显得很无奈。
　　村民反映说，村里的水田，离家近的地一般没有撂荒现象，一是老人们珍惜土地，二是这些地产出较高，可以解决农户的口粮问题，撂荒地较多的是那些离村庄远，老年人耕种不方便或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我们从各地的一些报道中也可以发现抛荒的严重性。如“农民供返乡创业，使200亩荒地变粮田，“承包5000亩荒地，成为种粮大户”等等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量荒地存在的现实。
　　抛荒的结果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如我们调查的一个半山区村庄过去粮食产量自给有余。而今，该村除了少数贫困户靠农业维持温饱外，大多数农户需要从市场购买粮食。某村是生产柿子的大村，改革开放初期，全村柿子产量每年均在300万斤以上，而今，丰年的产量也难以超过80万斤。有些农村的土地表面看来没有撂荒，实际有缺乏管理，农业产出微不足道。我们对80个村干部的调查显示，他们认为农业劳动力短缺对农业生产没影响的占7.5%认为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的占20.0%认为现在影响不明显、未来会有影响的占23.8%认为对当前农业生产影响很大的占48.8%。
　　此外，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短缺而来的除了当地农业产出的减少还使多样化农业发展难以为继，对精耕细作的传统以及农业文化的传承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对未来农业的思考
　　2007年新华网发表过一篇《明天谁来当农民？》的报道，就有关部门在对河北某乡镇中学学生进行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该中学96%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不愿当农民，仅有4%的学生表示愿意留在农村；厌农”、“轻农”的意识在当地很多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农业后继劳动力的来源让人担心。人们在讨论农业安全时，习惯于从土地资源、水资源、市场、技术、流通、农业投入等方面来考虑，恰恰忽视人的主体因素一农业劳动者对农业安全的影响。而从课题组调查的结果来看，农业的潜在危机就在于农民的后代不愿意从事农业。
　　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看，农业劳动力匮乏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阶段也十分普遍。如日本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和后继无人问题就十分突出，直接导致大量耕地弃耕，农产品自给率下降。仅以粮食为例，1960年日本的自给率为79%1970年为60%1980年为53%,1990年48%,2000年以后一直在40%左右。在一些山区和半山区，农村人口过疏化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农71994-2014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就连农村原有的基础设施、文化遗产的保存都难以维系。为了协调经济的平衡发展、稳定农村秩序、提升农业的商品价值，日本政府把发展农业教育、大力培养职业农民作为振兴农村和农业、挽回农业地位下降的根本措施；韩国针对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流失问题，对农民教育实施国家干预，从1980年到1990年，先后制订了《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和《农渔民发展特别措施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实施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工程，明确提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目标。通过宣传教育，父母劝导，鼓励农村青年报名。再通过一定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选拔录取;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农渔民后继者。同时政府为农业后继者创业提供2000万至5000万韩元的资金援助;对专业农户提供2300万至1亿韩元的资金援助。为培养农业后继者和专业农户从法律上提供了保证。
　　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农业尚未成为有吸引力的就业领域农村劳动力流失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更为严重。“民工荒”与农村劳动力短缺同样应引起社会的关注，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比解决工业劳动力更为复杂。近些年，一些地区通过吸引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承包农田、发展家庭农场等措施，对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一些地区通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等措施，推广农业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劳动力的不足。但无论是发展家庭农场、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均需要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培养后备农民至关重要。日本的振兴农业和农村计划、韩国的“农业继承人”计划以及欧洲实行的“农民准入制”等也都是建立在培训新型农民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建议把实施“农业后继者培养工程”作为农民职业化教育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