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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功业立名

　　古之先贤，或以道德传世，或以功业立名，或以一死报国。以功业立名居于其中，从中可见古人对建功立业以求功名的认同。苏秦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也是朝秦暮楚、"竞进无厌"的典型人物，在战国和汉初是声名狼藉的。但司马迁称赞苏秦在乱世中"立终身之名，定累世之功"。《苏秦列传》可谓是给苏秦加进了"忍辱发愤"、"穷而后工"的慷慨之音。其实愿以毕生精力求得功名者又何止古代先贤呢？

　　三、以复仇立名

　　在《范雎蔡泽列传》里司马迁记述了范雎蒙垢受辱最终大仇得报，成就霸业的故事。范雎被须贾诬告私通秦国，"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范雎忍辱不死，到秦国后帮助昭王建立功业，报仇雪恨："须贾辞於范雎，范雎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於堂下，置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终于逼杀了魏齐，昔日冤仇，一朝洗雪。伍子胥的故事和范雎不仅相同，但同是忍辱而雪耻。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范雎和伍子胥的复仇行为，赞其为烈丈夫。

　　我认为《史记》中流动着一股浓重的复仇情绪，司马迁歌颂忍辱发愤最终雪耻的复仇者，既是受到原始社会复仇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自己复仇情绪的郁积。两个例子的复仇对象都是君王，前者是逼死冤枉他的国君，后者是鞭国君先祖之尸三百，司马迁对此持肯定态度历来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那么，司马迁在记录这两个最终大快人心的复仇"成功案例"之中心中是否怀着同样的情绪呢？古之勇者杀羞辱残害己身的国君，太史公是否以史为刃痛刺武帝呢？虽不触及肉身，虽不能在当世雪耻，但在千百年历史上留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正是最漂亮的还击吗？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司马迁毫不客气地揭露武帝当政之弊，但始终坚持良史的"实录"精神，不曾因为一己之私而磨灭了武帝壮年的丰功伟绩，令人钦佩。

　　人生价值是由生存价值和死亡价值构成的。生存价值是生命主体在人生过程中所表现的意义和价值。生存价值具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生命的价值；其二，生存价值中更深刻的内容：以有限之生命，成不朽之大业。死亡价值是生命主体在走向死亡的短暂过程中所表现的意义和价值。死亡是人生的终点，死亡价值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后改写。生死抉择当然是最庄严、最残酷，也最本真的考验，生命价值或定格于无限，或沉寂于无声。有些人的人生价值表现在生存价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对于有些人，人生价值尽现于死亡价值之中，一如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易水送别"和"秦廷喋血"中敲击出人生急促猛烈的鼓点。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一个人死后，才能对他的生存价值和死亡价值作出全面评价，这缘于他们追求的不同。因为追求不同，目标各异，因此他们面对生死也对作出不同选择，实现不同的人生价值。司马迁忍辱求生的死亡观的依据正是生存价值大于死亡价值，从而最大化的实现人生价值。他把立功、立言、立德看成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事业，更重视生存价值。同时，司马迁是怀疑和批判统治者提倡的"死仁"、"死义"、"死节"的死亡价值观的。身集百家之长的司马迁看清了"死节"仁义道德外表下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没有盲目为仁义的空壳而放弃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宝贵生命。司马迁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曾说过，"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纵观历史长河中各色英雄人物，身与名也往往难以两全，何况常人乎？但我们面对生与死时，如果过分强调生存价值时，死亡价值就会被忽视；同样，当死亡价值被过分夸大时，生存价值也会受到不应有的轻视。汉代士大夫崇尚"士可杀不可辱"的死亡观，司马迁对此的理解更为理性和超脱。他在《史记》中记述的死仁、死节人物很少，相比于以一死换一时虚名，忍辱求生实现生存价值进而升华人生价值才是明智之选。

　　我国史学之繁荣、著述之丰富令人惊叹，然而在对史学家钦佩之余，我们也该看到史家处境多数艰难，常受阻碍，上述司马迁的生命格局就是很好的例子。试想在古代封建社会，立于政治金字塔顶端的乃是皇帝，他们不允许史家的悖逆，他们只把史官看做自己的臣子之一，不允许臣子对后人说自己的不是。一些统治者更要把历史变成政治的说教，授意史家用史实解释正统思想的合理性，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对自己的批评对自己统治的贬损也是统治者所反感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对记录自己夺位的历史耿耿于怀，几欲查看、修改，最终之记录当然遭人揣测。堂堂开启贞观之治，励精图治、从谏如流的千古名帝尚且由此忌讳，何况其他庸碌帝王、昏庸残暴之辈呢？如此说来，司马迁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幸而我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史学精神笃厚精深，逆境和困厄只会激发史家更加发愤著书、秉持笔直言，给死孙后代一个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