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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国家意识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现代启蒙运动，首先就是要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启蒙"，从而打破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蒙昧状态"。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于是成为了清末启蒙思想家和知识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梁启超解释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对于中国的入侵，中国从自己的"天下"被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来。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世界观。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发生了民族国家的意识。"甲午战争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和形成了"改变中国"和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想象和知识。因此，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借孔觉民的话说："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须致谢的。第一件是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

　　随着资本主义殖民过程以及亡国灭种的威胁，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播撒开来。严复在《原强》说："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梁启超说："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了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于是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梦想。也正是因为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发生的，也因此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针对西方殖民主义而建构"中华民族"。

　　民族国家的意识贯穿于"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创作中。他的父亲死于八国联军之役。在《五四给了我什么》文中，他曾经说五四'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在他留学英国的时候创作的长篇小说《二马》，有关民族国家的经验和思考构成叙述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教育小说"和"成长小说"。民族和国家成为了小说主人公所置身的英国以及欧洲理解和整理这个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方法"。马氏父子对于这个异己的世界和这种陌生的"常识"一开始充满了困惑和不适应。随着小说叙事的进展，他们作为弱国子民受尽歧视和侮辱，逐步接受了民族国家的"现代""知识"。马氏父子这两个中国人在伦敦--这个"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心接受了"现代启蒙'："20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在老舍看来，老一辈的中国人和"新青年"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国家观念的有无：老马缺乏国家观念，"可惜老马，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只想糊里糊涂有点审美的天性，而缺少常识。可惜老马只想回国，而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与老马不同，他的儿子马威的脑子里已经有了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观念。马威认为"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马威不是个傻子，他是个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个责任比什么也重要！他为老中国丧了命，比为一个美女死了，要高上千万倍！为爱情牺牲只是在诗料上增加了一朵小花，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小说还写到站在大英帝国立场上的伊牧师的反应。伊牧师喜爱中国的老人，"因为中国的老人向不说'国家'两个字"，他不爱，甚至痛恨中国的青年人，"因为'国家，'中国'这些字眼老挂在嘴边上"，即使是空谈，"可是老这么说就可恨"。

　　在上海公共租界公家花园的门口竖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它一方面鲜明地提示了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歧视，另一方面也规定和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沈从文在他192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描写了英法帝国主义这种对于中国人的歧视与对于中国人的任意虐杀，从而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为了获得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中国首先需要作为"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压迫之中获得解放。像张爱玲这样一个偏离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通常被看作是在意识形态的空白地带写作的作家，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清醒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快乐的，狡猾可爱的苦哈哈，使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的。那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叫人伤心。

　　实际上中国"自我"与西方"他者"，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想象与西方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之间构成了一幅颠倒的图画。正是因为列强环伺的眼光，形成了中国民族的自我同一性和自我意识。同时，从老舍、沈从文和张爱玲等人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列强以及殖民侵略者作为"他者"，是怎样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构造。

　　二、毁灭家族，铸造国家：

　　家族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

　　詹姆森从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出发，把第三世界的文学称为"民族寓言"。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尽管这种说法有片面之处，但也确实道出了主要的事实。

　　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主题是"礼教吃人"，巴金的《象》的主题是揭露"大家庭的罪恶"。在某种意义上，《狂人日记》和《家》既是"现实主义"小说，又是寓言，既是"真实"，又是"虚枸中国现代文学声称"礼教吃人"；然而，如果反省一下现代文明史，难道我们不也可以说国家、民族主义和现代文明是吃人的吗？实际上，我们应当追问为什么对家族制度的罪恶的控诉和对大家族的毁灭的呼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最有魅力的主题？从根本上说，这种破坏大家族的呼声和"出走'的想象明显地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规范。毁灭"家族'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一个"新中国'从"家族"中把"个人"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把"个人"组织到"国家"之中去。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要求相联系的。列宁说："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吴荪甫就盼望"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了这种"新中国"话语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