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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母性 人性

时间:2013-08-25 09:10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盖光 点击次数:

  莫言往往以历史隐喻性塑造性格各异、命途多舛的女性,由女性的苦涩、挣扎及多难境域到心灵及精神性转机,不仅符号性地包蕴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且内蕴深沉的理性反思。如《红高粱》中美丽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丰乳肥臀》中顽强坚忍的“母亲”上官鲁氏;《檀香刑》中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等。这些形象皆显“身心二元”状态,但如果我们对之进行形而上的理论求解,或以善恶美丑之简单的二元划分进行解读,却非如愿。又如像有的学者简单地给予身体铺设、欲望释放及柔性变异来诠释莫言笔下的女性,似乎也有失公允,起码是缺少历史性、隐喻性及反思性的深层求解意义上的评价。在《蛙》中,莫言创造了“姑姑”,除了仍然沿用这种叙事方式,该形象具有深含的性属隐喻特性及理性辨析的成分:一方面她是论文发表女性,也是政治化人物;既具备女性本有的身份及性属特征,且承载历史与命运的多舛而对女性的磨砺,也不枉忠诚之思想及情操的坚守。另一方面,她非女性,而是历史符码,是命定文化的承载体,是历史与文化意蕴的解码器,她的存在诠释着一段历史,一种信念。对于后者,莫言始终缠绕着历史理性的思考及阐释,而这又是几十年来在人们身体(不仅仅是女性的付出,而更多是凌辱)和心灵上烙印最深的历史记忆。苏珊·鲍尔多有“身心二元”之说:“性属和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像女性主义者所证明的那样,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系经常被性属化,女人扮演身体的角色,被‘它所特有的一切压垮,’波伏娃说,相反,男人的形象则具有‘必然性,像一个纯粹的理念,是万物的源泉,万物的代表,是绝对意志’。”“不论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具体历史内容是什么,身体都是一个负面的说法,假如女人是身体,那么女人的形象也是负面的,而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说不重视知识,诱惑上帝,放纵性欲,暴力或好斗,缺乏意志,甚至死亡。”[1]“姑姑”在莫言的女性序列形象中是转轨性的,其身体二元分离中,身体不是这种“多样”造成的,也非莫言曾多方表现的女性那种无节制的“性属”特征,更多的是被她自身的“理念”所掌控及支配的身体,或者说具有“男人形象”的身体。生命历程及历史性磨砺使“姑姑”的身心,她的精神和灵魂内存重重矛盾,既有历史与文化的双重纠葛,又满含着时代的隐痛,而且在其心灵及精神的最终转轨中,她又有了一种自我救赎及思想的颠覆。她既是英雄,又是罪人,更是一个忏悔者,而且她最终的忏悔也深蕴历史反思性,其中不乏对政策性及人性反思的内容。显然,她的忏悔不是宗教性的,更多的是躯体中流淌着的母性血脉及人性之善的回归,其隐含性还在于,是回溯历史与时代,是一种反思,并通过自身的行动而达心灵和精神归位的女性、母性及人性本真的重建。
  一女性:符号意蕴及历史磨砺的承载者
  莫言善于用粗犷的笔触,将女性放入历史的长河,营造一种宏大的气势,因而一扫女性的优柔寡断、胆小柔弱,将男性化的豪气及粗犷赋予了诸多女性;往往借力于历史隐喻,或是在历史隐喻与性属隐喻的交织中,通过对女性人物与历史间千丝万缕之联系的描画,以其明晰的所指勾勒着女性百态,编织着形象序列,同时也诠释着历史与人性。
  历史是过程,磨砺着人生。历史的恢弘,也创构着百态人性。对生命的个体来说,历史与命运有时似孪生姐妹,时常交织、相伴而构塑人的生命演历过程。《蛙》中的“姑姑”是莫言历史叙事着的一个人生印记,也是其创制恢弘的复杂人性的一隅。“姑姑”的建国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也是她从事五十多年妇科医生的经历。莫言运用书信体的方式不断地转换叙事主体,但却始终未改变“姑姑”这个特定主体的角色地位、身份昭示,尤其是性别所指及功能的不断变换。借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话说是呈现了“性别麻烦”。巴特勒说:“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它最终的整体形式永远地被延宕,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它都不是它的真实全貌。”[2]苏珊·格里芬说:“女人和男人的差别,犹如植物和动物。男人与动物相一致,就犹如女人与植物相类同,因为女人的进化,如同植物的情况一样,显得更为平和,并拥有一种‘模糊一致的情感’”。[3]莫言对女性的“性属”特征是极尽挥洒的,在一次对话中,他谈到,“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情人、女密友”,但他遗憾没有将她们写好。他说:“我的小说里没有完人,不论男女,都是有缺点的,正因为他们与她们有缺点,才显得可爱。我从来不去考虑男女性别差异这种麻烦透顶的问题。”[4]《蛙》中的“姑姑”也是莫言创造的“有缺点”的,又是“麻烦透顶”的“可爱”女性。小说以跌宕的,且最具表现力的故事元素绘制一个特殊的时代,并将其作为特定人物之命定的生命经历及人性挥洒路径,经其生命历程地整体演历而表现出来,使人物与时代,命运与历史,性别与政治,身份与磨砺,坚守与罪过,文化与蜕变有机串接起来。“姑姑”有着黄金般的出身,为她的人生之路铺满了光明,也埋下了为之发光的种子,坚守这番光明成为她一生的不懈追求。那个危险的年代中,她既未成为天使,也未堕为野兽。作为现实中的生命存在,她从肉体到精神曾受尽沉重打击和摧残,而那种曾经的政治斗争对女性的残害更为严重,这在她身上被淋漓地表现着。但这些并未褪尽她曾经由光明而锻铸出的人生经历,所以,当其再受重用之时,她又全身心地坚守着她的双重职业与操守:一是不断完善及践行着政治理想,诠释着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作为,一是以其妇科医生的职业经历及素质而投入到计划生育工作中,由“送子娘娘”变成了“活阎王”。这既是她辉煌人生的写照,也是她模糊人性本真,转换女性的柔性及母爱之性属变异的人生经历。
  这样的经历中,尽管她未曾亲手进行杀戮,但其所思、所行,甚至被固化的了思想观念却也布满了恐怖,的确使诸多的生命,不仅有为母的,亦有未成型的生命遭受毁灭。这种“非人性”的作为,似乎不应在女性身上发生,但这的确是发生在女性身上。显然,历史及政策、女性及姑姑在这其中都变异了本应有的实然状况,但随着两条历史线路的推演,作为女性的姑姑,和作为老年的姑姑,在新的世纪开始亦在重新寻找及构建着自我。这时她有了自我内心的谴责,有了忏悔,亦在赎罪;她似要寻求历史与精神心灵的反思,而救赎自我;似乎在还原女性、母性及人性本来的面目。
  吴义勤说:“莫言的《蛙》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5]的确,“姑姑”的命运也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及政治境遇中被规定着,她的光明身份使之坚守着正直人的操守,丰厚了其历史的承载力及命运的逻辑进程,因而使之深含身份隐喻,一方面她的行动及作为蕴含在这种历史与政治境域中,国人之普遍经历,另一方面,则隐去女性本应有的感性与柔美,而去创制着自身由“理念”缠绕的特定符号性传奇人生。小说的重点是着力表现其作为计划生育工作者的一生。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基本国策的坚定执行者,“姑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且铁面无私。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女人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特定的职业精神伴以政治素养使她面对本应享有的人生幸福时,而未去把持及呵护,却以这种精神的坚持而将幸福剔除于自我身体与心灵之外。如当获知与自己已经谈婚论嫁的飞行员王小倜叛国投敌,甚至因王小倜的海报闹得自杀。“姑姑”依旧血书:“我恨王小倜!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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