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们不相信历史如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简单明晰，他们希望以自己的话语重新解构历史，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在重建历史的过程中，他们注重对历史的反思，《温故一九四二》，在让我们了解那段已经被遗忘的历史的同时，也引导我们去反思一些问题。

　　一、历史是谁的历史

　　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说明历史从被记录的那天起就不再是纯粹的历史，尽管我们在记录历史时希望表现客观公正，但仍然会不可避免的被情感、阶级等因素所干扰，使之带有色彩，变得片面和残缺。1942年，“我”的故乡曾因灾荒饿死三百万人，然而五十年后，我们知道当年有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有斯大林格勒战役，甚至知道在那一年丘吉尔患过感冒，有谁还知道我的故乡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作者说，“历史从来都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1]整部作品也让我们去反思，历史是由谁决定，由谁创造，又由谁的手执掌筛选的箩筐呢？[2]

　　对于官方的历史而言，他的书写者当然是统治者：

　　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1]

　　1942年河南大旱，蒋介石并非不知，然而在他看来有更多问题比三千万人民的生死更重要。因此他以佯装不知来逃避“独夫民贼”的骂名。他任由人口大面积的死去还坚持想这个地方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人物不变。后来白修德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关于豫灾的文章，迫使蒋介石开始救灾，白修德认为是美国报业的力量拯救了河南的人民，但作者对于他的洋洋自得却感到好笑。白修德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决定一切的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

　　这部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民间历史的视角。尽管这些民间的历史记忆是零碎而片面的，但他们与统治者的历史形成了一种对比。蒋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三千万人民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灾民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这是一种政治角色上的对比，更是一种官方与民间的对比。同样一段历史，劳苦大众记住的是饥饿，是逃荒，执掌权力的人记住的是战争，是斡旋，然而得以保存被后世回顾的历史却只有少数的后者筛选过的大而化之的历史。

　　二、生死面前，人性与尊严价值几何？

　　当饥饿主宰一切，人性开始变得扭曲。作者对于人性的考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像人一样饿死，还是像狗一样活着。当这个世界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回复了狼性，在灾荒中，人们开始卖儿卖女，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甚至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论文投稿灾难抹杀了人性，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为了果腹去卖、去杀掉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亲人，所有的亲情，基本的道德观念全都荡然无存了。人性的底线变成了没有底线，人也不再是人。更让人疑惑的是，这些人有吃掉自己亲人的勇气，却没有揭竿而起，反抗的勇气。对此作者的评价是：“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1]

　　第二，是当饿死鬼，还是当亡国奴。在“我”采访郭有运老人时，老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因为他在逃荒中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本是为了活命去逃荒，最后却落得孤单一人回来。他的儿子对此并未表示同情，却认为父亲逃荒的方法不对，如果换成他，根本不会去陕西，而是去关东。因为关东比陕西富庶，更容易活命。这是实情，但当时东北三省已经被日本人占了，去了就是当亡国奴。郭有运的儿子对此的论调是：“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奴好呢，还是让饿死呢？”[1]这番卖国的论调也是大实话，作者对此并未严加苛责，反而报以理解：照纳国课，克扣救济款，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迫使农民兑换钞票以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我们的国家，实在让人心寒！与此同时，我们讨厌的外国人，他们的教会在设粥场，办教会医院，收养我们的儿童。

　　后来“我”的故乡，大旱之后，又遇蝗灾，政府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我”故乡的人民并没有全部饿死，可笑的是，这得益于在中国杀人如麻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人——是他们把军粮发放给了灾民。虽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怀着不良居心，但确实是他们救了不少乡亲们的命。河南的人民吃了日本的粮，开始为日本人卖命。靠着这些民众，日本用六万军队，一举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里，大约有五万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如果我们今日去追查常年的汉奸，那汉奸遍地都是。这种情形真是可悲又可叹。委员长在大灾时期横征暴敛，宁可饿死百姓，不能饿死士兵。灾民们也不得不考虑，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活着当亡国奴。历史给我们的答案是，人民选择了后者。

　　三、现实的反思

　　以历史来关照现实，我们不得不反思两点。首先，苦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1942年，河南大旱，三千万人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人们易子而食，易妻而食，三百万人被饿死。然而到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古人说：“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刘琨《劝进表》）苦难过后我们应该反思，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而不是在一次次的灾难中变得麻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会有进步，我们会始终离苦难很近，却离善良很远。

　　其次是现实的政治反思。在这部小说中，政治的反讽也贯穿始终。在小说开篇作者说：

　　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1]

　　在平民百姓连树皮都没得吃的时候，官员们仍然可以在富丽堂皇的别墅里喝咖啡，我们传统的礼教教育我们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3]然而现实的政治却是官员们根本不管民众的死活。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他们用来以权谋私。官员和平民成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正如作者在文中说的：“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1]如果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那我们大可笑笑便罢，但当我们把情境置于今天来思考时，没有谁还能笑的出来。

　　四结语

　　《温故一九四二》给我们讲述了刘震云眼中的那一段历史，在小说的末尾作者还附上了当年《河南民国日报》上的两则离婚启示，以表示在大灾荒的主旋律下，仍有正常复杂的情感纠纷和日常生活。这也是作者期望更全面的接近历史的一种态度。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优秀代表作，它以独特的视角和反思，给我们展示了以自身反观历史的另一种真实。

　　参考文献：

　　[1]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周家玉.历史虚构的限度——《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历史叙事.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0月.

　　[3]方勇.孟子.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