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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素臣的《十五贯》主要是讲述由十五贯钱而引发的冤案以及冤案昭雪的故事。在剧中作者着重塑造了况钟、过于执、周忱三个不同的官吏形象，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剧作家提出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清正廉洁、体恤百姓、珍视人命的官吏形象——况钟

　　清正廉洁。况钟的这种品质不是光摆样子的，这是他为官的基础。在《梦警》一出中，在和神灵约法中就说自己不会私收百姓的一分钱，这一出最后说道“一钱太守殊清苦，行实政原非矫俗，则看俺铁面冰心一个况父母。”在《踏勘》一出中，况钟去了淮安府，太爷邀酒，他婉拒“今早辞帖致谢，本府完了公事，就要回去，多多拜上，不消了。”

　　客观公正，体恤百姓，极负责任。在苏州城隍庙宿三时，他吩咐“凡有属下官员，一概衙门相见便了。”这直接体现了他公私分明的态度。双熊案中，刚接手时他的表现似乎与过于执是一样的，但此时他并不知案情，只是公事公办并不心慈手软。之后二熊的申诉引起了他的注意，连夜见周忱，与周忱据理力争，甚至拿出官印做担保，争取到半个月时间来查案，他亲自去现场踏勘实情，去了冯家熊家，由梦联系现况而破解了锦郎之死的谜团，又假扮天目山人去城隍庙打探消息，凭智慧让娄阿鼠自己道出杀人偷钱的实情，最终无罪的人当场释放有罪的甘心伏法，将没入官府的十五贯也当场给了二熊，对于苏戍娟和侯三姑的入道，他细心吩咐手下“将此二女领去，可觅清静尼庵寄住，速来回我。”显示对百姓的关怀细致入微。况钟上对朝廷负责，下对百姓负责，即使搭上前途也要为民请命，负责任为官的效果就是“政平讼理，吏畏民怀”，他上对得起“圣上特恩，擢为苏州太守”，下对得起百姓给他的“包龙图转世”的称号。

　　对人命的珍视。在整个办案工程中，与其他官员草菅人命不同，在况钟面前，人命是高于一切的，甚至是高于朝廷所发出的命令。他为了保住百姓的命，可以与上司据理力争甚至搭上自己的前途也在所不惜，这尤其表现在《乞命》一出，当巡夜官传周忱的话让他明天早堂相见，他说“死生呼吸，说甚么早堂相见？”于是他自己击鼓，争取与周忱见面，况钟摆出民贵君轻的理论，认为自己做官就是为了报君王恩顾，不让百姓受苦，在他看来这两者是一致的。最后冤案平反，百姓的反应是“满城百姓欢呼在道，好不馨香也。”借此，剧作家想要提出百姓的生命与朝廷的命令孰重孰轻的问题，其实这两者本身并不对立，但是在黑暗现实中两者却有了对立的倾向，从况钟身上，我们自然能看出剧作家的想法——朝廷的命令应该是保护百姓生命的。这也说明，当一个时代发展到原本人心所向或者常识性的东西都需要被怀疑甚至被否定时，那么这个时代本身是出了问题的。

　　在冤案昭雪过程中，况钟在苏州城隍庙中做的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梦是偶然的因素，如果说况钟没有做这个梦，那么冤案也就不会重审。在法律成为摆设、制度在朝廷命令面前不起作用且昏官当道的时代，冤案最后昭雪是侥幸加人治的结果，没有制度法律上的客观保证。有况钟这样的好官出现的确是令人欣慰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是社会的悲哀，百姓的权利没有客观的保证，社会秩序的维护只能靠主观的人而不是统一的全民都需要遵守的客观制度法律。这可能不是作者有意识想反映的问题，但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对后代也是有警示作用的。

　　二、主观执拗、刚愎自用的官吏形象——过于执

　　这个人物的性格，同他的名字一样，很主观、很执拗，断案时刚愎自用。过于执是寒窗苦读才得来功名的，他在审案的过程中是廉洁的，当催他去常州赴任时，他仍在审案，看似非常的勤政，他很得意自己审案是“片言折狱”，他只从状纸的陈述来断案，自己不推理不思考不踏勘现场，对于熊友蕙侯三姑二人所谓的偷情，他是这样说的“据说锦郎面目奇丑，此女自不安心，冶容诲淫，信有之矣！”靠着一个“据说”、一个“信有之矣”就定了案，二人不招就打，就这样拍脑袋决定的糊涂官，“且喜三年任满，注作上考，升为常州理刑。”就这样的昏官还能得到升迁，可以推断出出当时官场上也都是些昏聩之人、各地冤案无数。论文投稿在升任常州理刑以后，对于熊友兰苏戍娟的案子，虽然已经定案，但是由于事关重大，过于执还要亲自审録一番，但还是刚愎自用不重客观取证，待到熊友兰要辩解时，他并不听，只说“左右，揣下去打。”在后来的《谒师》一出中，他虽也说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告诫二熊“他日从政，须以下官为戒，再莫偏心执见，直使冤魂声喑。”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很肤浅，他对自己的昏聩无能、草菅人命没有做出深刻的反省，反倒用天意来搪塞。就这样一个靠主观臆断断案、昏聩无能的昏官都能够连升，而且被揭露昏聩行为以后还有人力保继续为官，足见官场上的官官相护、官官昏聩。

　　对清官的思考。过于执这样一个稀里糊涂判了四人冤案的昏官，被况钟具揭罚俸后，又因清廉而蒙抚台周公保荐，剧作家提出了清廉是否是为官的全部准则这样的疑问。当清廉成为一种官员升迁的手段时，就具有极大的政治欺骗性。清廉这只是为官的基本的准则，全无断案能力，仅靠清廉就可以保荐，清廉似乎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说当时选官、升官的体制是有问题的。

　　三、自私自利、草菅人命的官吏形象——周忱

　　整部剧中对周忱着墨不多，但是其不作为、自私的官僚形象却跃然纸上。在《狱语》一出中，朝审制度的设置成了摆设，周忱这位都老爷并没有出场，本是要给受冤的犯人申冤的，反倒是让这些犯人重新走了一趟地域，不问冤情直接暴打，然后收监等死，这里从侧面写出周忱作为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的不作为、胡作为。在《乞命》一出中，最能表现出周忱自私、不作为的官僚思想。他本不想见连夜来访的况钟，见面后对况钟的请求百般推诿，他这样推诿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怕得罪朝廷，在他眼中百姓的几条命并没有朝廷的错命令重要，其二是两个案子都是他的属下判的，又都经过他的朝审，要是仍有冤情，岂不是他督察不利造成的。在况钟要将官印抵押一定要重新审案时，周忱无奈才松口答应。在二人的交锋中，涉及到制度规定与实行君令之间的冲突，明知道制度是对的，但是与制度相左的君令一下又不得不从，那么面对从制度可活人命、从君令则四命必死的选择，周忱选择的是后者。剧本最后一处提到周忱是说他保荐过于执，对于这样一个判了两起冤案，只因为清廉就一味保荐，他做官只求“僚属清廉，地方宁谧”，根本不想着为百姓造福。作为地方大员有这样的官僚思想是剧作家着力批判的。

　　《十五贯》由于其双线的结构模式而导致戏剧结构不甚紧凑，这常常被一些剧评者诟病，但是剧作家在剧本中塑造的这三个完全不同的官吏形象，却是栩栩如生，不仅展现了当时官场上的现状，也表达着剧作家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朱素臣著张燕瑾，弥松颐校注.《十五贯校注》[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