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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革命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60年代，这些民族仪式与民族情感最终为了宏大叙事的需要而被删掉，隐没在单一的历史叙事中。多年后，谢晋回忆道：“当时领导指示，一定要把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改掉。我坚决不肯，张骏祥跟我讨论，还有市委宣传部的，我说不行，我们的作者梁信写信来坚决不同意去掉爱情，除非组织决定。”⑨最终我们看到的影片形态中被剥离了这些爱情线索和民族叙事，而爱情片段中的几个关键段落也一并湮没在革命与斗争的话语里，只剩下“四个银毫子”突兀地出现在银幕上。
　　三、结语
　　在上述对《红色娘子军》从剧本文本到影片文本的转变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到，影片在叙事上主要体现一种宏大历史话语与女性个人叙事的结合。在编剧、导演对剧本的重新创作中，被删改的情节线索隐藏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仪式和民族身份，而这些民族仪式和民族身份恰恰是书写民族叙事最重要的叙事方式。我们重新回到未被删改的文本状态，挖掘被隐没在银幕片段中的民族叙事，也是对宏大叙事中失语的少数民族重新确立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一种努力。
　　注释：
　　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戴锦华：《历史与叙事——谢晋电影艺术管见》，《电影艺术》，1990年第3期。
　　③④谢晋：《〈红色娘子军〉导演创作札记》，《〈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265-297页。
　　⑤⑥梁信：《人物、情节、爱情及其他——〈红色娘子军〉文学剧本后记》，《〈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250页。
　　⑦黄准：《为电影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红色娘子军〉——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392-408页。
　　⑧王学萍：《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200页。
　　⑨谢晋、石川：《谢晋导演访问记》，《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