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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陈寅恪先生这里说的“了解之同情”不能简单理解为“移情”即完全没有批判的想当然式的“设身处地”因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欲避免此一“恶习”首先需要对史料的考证、整理、排比、解释，即对史料或原始资料的批判功夫。但仅有史料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内容和思想的批判。哲学史与其他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史，只要求取过去的真相便算大功告成。哲学史本身就是哲学，很多哲学家都是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阐释和批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中国哲学史上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西方哲学史上如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评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海德格尔的《尼采》等，都是这方面著名的例子。学习物理学可以不学物理学史，而学哲学一定不能不学哲学史，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没有思想批判的哲学史，决不是一部合格的哲学史。但这种思想批判决不是将后人的思想强加于前人，或以后人自己的标准来批判前人。即使是哲学史，也应该以历史本身来研究历史;但这决不等于说为历史而历史。研究哲学史是为了从中吸取智慧与养分，以为今天和未来的创造之资源和凭借。正因为如此，哲学史的批判应该是内在的批判而不是外在的批判，即以研究对象自己的逻辑理路和思想立场去批判他们，指出他们思想的内在缺陷，而不是以我们今天的思想立场去批判。只有这样的批判，哲学史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显示哲学史写作者比古人高明的工具。指责孔子不懂唯物辩证法或公孙龙子不符合现代逻辑，根本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充其量是思想的无能和幼稚。它无论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过去的思想还是自身哲学素养的提高，都毫无帮助。
　　哲学史的写作者决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那样，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哲学史的写作者本人就应该是一个哲学家。他对过去哲学家的叙述不能、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叙述”而一定是释义学的解释和阐述，即从自己的问题出发，从哲学史中阐发出能够充实和激发他自己和同时代人应对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创造今天和未来的智慧。这种释义学的阐释当然不能是以今度古，更不能胡编乱造或想当然，而是通过阐释使古人的洞见变成今天的智慧，变成我们精神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祖先的生命活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一样。这种释义学的阐释与那种讲孟子的“主体性'庄子的“进化论”或阳明的“先验哲学”的比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阐释的目的不是以以往哲学家来“证成”自己，而是以他们来充实自己、激发自己和提高自己。哲学史的伟大阐释者一定是哲学的继往开来者，他们创造性地继承历史智慧的全部遗赠，将它们用来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孔子和朱熹是这样，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也是这样。重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应该这样。它不但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也应该证明它还活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中，就像我们仍活在它的智慧中一样。
        参考文献：
　　①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学美学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②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③参看张汝伦《自我的困境和时间释义学》,《思考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89—422页;
　　④《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良知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42页。
　　⑤参看石元康《引导性的哲学与认知性的哲学》,刘国英、张灿辉合编《无涯理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⑥徐洪兴编《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⑦徐洪兴编《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第126页。
　　⑧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