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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乱世混战

　　除自然因素外，诱发瘟疫的还有社会因素，即战争等。“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流行病地蔓延，不仅会波及参战的军人，也会波及附近的平民，战争越频繁，规模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流行病的发生概率和危害也便会更大。”B15东汉中后期，中原地区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尤其是汉灵帝和汉献帝在位期间，几乎连年战乱。战争对瘟疫的影响，余新忠总结有四个方面：第一，频繁的战争严重破坏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致使饥馑载道，民众体质普遍下降；第二，致使难民不断增加，居住条件和卫生环境恶劣，极易诱发瘟疫；第三，军队和难民的流动也直接导致了疫疾的流传；第四，战争使国家和社会对付灾荒的能力严重下降。B16

　　4.不良的风俗习惯

　　汉代中原地区的丧葬陋习也是致疫因素之一。秦汉时期，虽然厚葬之风盛行，但因经济条件所限，中原地区的贫民死后常常是草草下葬，甚至还会直接抛尸野外。汉和帝永元六年，洛阳郊外出现的“停棺不葬者百余所”B17，这些停放了近60年的100多具未安葬尸体，肯定是细菌滋生之地，更是病菌传播之源。至汉安帝元初二年（115），洛阳一带还出现很多“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B18。汉桓帝建和三年（149）的瘟疫流行期间，洛阳“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B19无数，这更加剧了细菌的传播，导致更大疫情的发生。还有，由于东汉定都洛阳，死囚常被处以“弃市”，而由于政治等因素，往往无人敢去收尸，这就导致尸体在很长时间得不到安置，也会导致瘟疫的传播。史载汉灵帝在位时期，宋皇后之父及兄弟被诛杀后，长期“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B20。

　　三、瘟疫对中原地区社会的影响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频繁的疫情所引发的危害是残酷的，给当时社会各个层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冲击。

　　1.导致人口病亡

　　疫情爆发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导致疫区人口的大量病亡，如安帝初年的瘟疫，导致百姓饥馑，死者相望。延光四年的瘟疫，后果是“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灭户”B21；建和三年的疫情，出现“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B22的凄凉景象。延熹九年（166），司隶、豫州一带“死者四五，至有灭户者”B23；建安九年的瘟疫，南阳郡人张仲景谈及自己家族的丧亡情况时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B24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流行，致使中原各地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横尸遍野，死去的民众不计其数，在这次瘟疫中，不仅是大量的贫民染疾死去，也有很多“士人凋落”，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和阮瑀早年死去外，其余五人全部死于这次瘟疫。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严重的疫情，造成中原地区人口非自然死亡数字剧增。葛剑雄先生认为建安年间的瘟疫大流行是造成东汉末年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B25

　　2.造成经济衰败

　　疫情的爆发，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延熹五年的疫灾，导致国库“帑藏空虚”B26。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导致“垦田减少”B27，直接影响到曹操军中士兵的粮食的供应，导致其讨伐孙、刘联军的失利。由于瘟疫的流行，出现“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B28的社会现象，老百姓纷纷离井背乡，外出逃荒，导致流民数量激增。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更加剧了经济的大萧条。

　　3.引发信仰改变

　　反复的大规模的疫情爆发，甚至会引发人们对疫病的恐慌和绝望，留给人们心理的恐慌是短时间内无法磨灭的，“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B29。瘟疫来临之时，人们在极度恐惧的状况下，很容易发生信仰的转变，如“东汉末年的疾疫流行，使得巫师方士大为昌盛，刺激了道教长生不死，禳灾疗疾等技术仪式的产生和发展”B30。“东汉晚期，疫疠之灾造成的痛苦与不安弥漫整个社会，僧侣能够适时提供疗治身心的佛法，故能勃然而兴。”B31瘟疫的蔓延，还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汉灵帝中平年间瘟疫发生时，民间流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人们纷纷加入“太平教”以寻求心灵的慰藉，为后来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赢得了大量生力军。

　　四、瘟疫的社会救治措施

　　1.为疫区送药

　　两汉时期，每当中原地区瘟疫流行时，朝廷经常会派遣京官为特使，为灾民送医药。如汉和帝永元六年洛阳瘟疫，身为城门校尉兼将作大匠的曹褒奉命“巡行病徒，为致医药”B32并给疫区民众施粥；汉桓帝元嘉元年（151），朝廷乃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B33，救治洛阳地区的疫区灾民。汉灵帝建宁四年（171），洛阳因地震而引发瘟疫，朝廷“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B34；灵帝熹平二年（173），京师一带瘟疫流行，朝廷“使使者巡行致医药”B35；灵帝光和二年（179）京师洛阳等地又有疫情出现，朝廷于是“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B36。

　　在医疗水平不高的两汉时期，朝廷能免费向中原疫区派送医药，在当时来说，应该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救助手段。依当时医疗水平还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治瘟疫，这种派送医药的效果自然十分有限，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疫情，对于防治瘟疫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2.赈济灾民，安葬死者

　　两汉时期，每次瘟疫的侵袭，都给中原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帮助疫区百姓的灾后生活重建，朝廷往往会给疫区提供一些必要的、基本的生活设施。如汉桓帝建和三年（149）中原疫灾之时，朝廷下令“民有不能自赈及流移者，禀谷如科”B37，为疫区灾民转运粮食，提供必要的吃穿，帮助幸存者疫后糊口度日。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曹操“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B38。曹操的这份王令主要是针对鳏寡孤独和残疾人给予疫后的生活照顾。这些赈灾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疫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虽然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疫情的伤害，但对稳定民心，帮助灾区疫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瘟疫的肆虐之时，朝廷还会加派官员赐钱物以安葬染疾而死之人。如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当时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六州均有瘟疫流行，民众死亡不计其数，朝廷遣使核实死亡人数，“收殓廪赐”B39；汉桓帝建和三年，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B40。朝廷对这些疫病死者的安葬或花钱雇人安葬，不仅给生者以心灵安慰，同时也避免了尸体传染细菌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