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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和攻坚期，经济繁荣带来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社会群体逐步多元化，由此而形成的多元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更是纷繁芜杂。尤其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属于事件中社情民意信息无法找到正当的途径形成良性流动，从而淤积民愤，进而以某一事件为突破口，期望得到关注和解决。文章拟探讨如何在党委政府与普通群众之间建设制度化的信息桥梁，从而实现社情民意传递的制度化、规范化。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社情民意；导控机制
　　[作者简介]孙伟，中共福州市委党校行管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政府应急管理，福建福州，350014
　　[中图分类号]D03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23（2013）06-0100-0002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把"枫桥经验"巩固好、发展好，进一步创新发展社会管理模式，实现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认真研究和审视"枫桥经验"，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枫桥老百姓的社情民意在枫桥地方政府的全方位疏导下，实现了信息流动的制度化、规范化，从而变被动为主动，从社情民意信息掌握得残缺不全，到紧紧依靠群众，实现党委政府与百姓"心连心"、"无话不谈"的信息互动模式。无论再复杂的矛盾，都有了良好解决的民意基础，党委政府和老百姓实现了机制上的"心心相印"。
　　一、群体性事件中的社情民意现状
　　近年来，群体事件频频见诸于媒体报端，例如贵州瓮安事件、广东乌坎、湖南吉首等一系列事件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巨大，给党和政府形象造成了一定影响。究其原因，都存在事件部分群体的信息诉求渠道不畅，甚至被压制，以至于难以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健康的沟通渠道，最后造成局面不可控制。基层群众的社情民意没有通畅的渠道被及时收集、疏导是客观存在的。其现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社情民意没有被早发现、早应对，而导致瞬时积聚。普通治安案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由于相关部门处置不及时，反应迟滞，造成群众群情激愤，也就是社情民意在短时间内被积聚，甚至被别有用心地渲染、利用，最后导致群体事件中暴力抗法、冲击有关政府部门的恶性事件爆发。例如：贵州瓮安、湖南吉首事件中，都是由于普通刑事案件中死者家属对于公安部门处置不满，对受害者的原因有质疑，怀疑公安部门有渎职、造假嫌疑，从而群体聚集，讨要说法。而两地公安部门在应对中，几乎都存在被动局面，社情民意信息在相关部门与事件中涉案群体间出现了沟通障碍。
　　第二，环境污染事件中，部分群体健康受到严重危害，长期向相关部门投诉，但得不到实质性回应，造成社情民意不断被累积。经济发展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之间需要有一个协调关系，片面追求经济指标，从而导致诸多企业环保措施不力，造成污染源泄露，引发当地群众上访投诉，酿成群体事件，近几年也时有发生。一般此类事件，事件都历时较长，客观地说，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及时发现、及时处置。但地方政府一旦重视程度不足，忽略当地群众利益诉求，则社情民意会慢慢蓄积，最后引发恶性事件。
　　第三，征地拆迁中，社情民意协调平台不畅。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为了应对城市扩容、面貌改善，不可避免涉及征地拆迁，但由于政府、开发商企业、涉及征地拆迁群体之间缺乏一个信息沟通的制度化平台，而造成信息流通不畅。同时，由于补偿机制还不够透明、公开，造成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又无合理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加之征地拆迁中，最易发生寻租事件、官员腐败，利益纠纷转化矛盾对立也就不可避免。
　　二、社情民意传递机制不畅原因剖析
　　第一，部分领导干部思想观念异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立场不坚定。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所选择的路线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这是我们赢得老百姓的广泛拥戴，进而能够夺取政权的根本法宝。革命战争时期与国家建设时期我们都在努力践行群众路线，为国家的发展和安定团结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一步步被个人利益所侵蚀。在群众利益还是个人利益间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单位的主管领导尚且不能够带头，其下属职工也就可以放松要求，对群众不闻不问。央视报道的河北某县基层干部对办护照的群众百般刁难，正是此类。假设其主管领导能够严格要求，依法办事，其下属又何来如此脾气。
　　第二，基层群众的想法、建议缺乏现实的制度化平台。虽然国家有各级信访部门，政府部门也内设诸多意见箱和相关部门，但是现在尴尬的问题是，这些部门和沟通渠道，依然满足不了基层群众的要求，政府部门相关信息处理平台，仍然处于分散的状态，一旦涉及职能交叉，往往群众意见就被忽略。所以，基层群众的呼声，如何通过制度化管理平台，既集中资源、防止浪费，又能相互协调，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的诉求，已经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社情民意的收集和疏导，缺乏法治层面的支持。如何有效集中社情民意，从而科学应对和处置，需要法理上的支持，毕竟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最终都要纳入法治的轨道去解决和消化，哪些是合理的、有益的，哪些是错误的，不能只由相关部门作结论，这样既不科学，又容易造成新的矛盾积累。所以，社情民意制度化的疏导，必须走法治之路。
　　三、社情民意信息导控机制的对策建议
　　第一，推行制度化的群众路线教育，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从而真正践行群众观，从群众立场出发，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群众路线教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其实质就在于，真正把视群众疾苦为党委政府、以及个人之责任，从内心深处，解决立场不坚定，工作方法简单、单一的问题。尤其是要把群众路线制度化、规范化，从形式主义逐步上升到制度化。制订可操作性的选人、用人制度，把真正关心群众疾苦，作风好、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领导位置，把这些优秀的干部作为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桥梁，真正了解群众、依靠群众，保证群众的意见建议、利益诉求，能够迅速、及时地到达各级政府部门，从而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化解群众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整合现有政府资源，成立搜集、处置社情民意的信息交互中心，建立制度化的运作规范。目前，各级政府横向部门中，有非常多的信息收集渠道，但是基本上各自为政，缺乏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现代信息社会，社会舆情瞬息万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可控的事件，如何运用现有资源，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议题。如果能够把同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舆情处置集中在一起，只要一个大一点的服务器，通过软件开发接口，根据相关权限，就能把本辖区内的社情民意统一共享，似乎不失为一种成本较低，效果明显的方法和思路。关键之处在于众多政府部门要打破条块分割观念，甚至官本位的理念，共同营造集约型政府，实现政府与群众在互联网条件下的高效信息互通，理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技术条件的实现，还要辅助制度化的规范，否则社情民意信息会被误用、甚至滥用，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第三，加强立法，以法治推动建设疏导社情民意的制度化桥梁。21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质的飞跃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其中，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法治的进步。所以，沟通社情民意，解决群众所思所想，最重要、最科学、最合理的方法就是依法解决。只有在社情民意导控机制中，实现顶层设计中的法治思维，以法的形式来促进社情民意收集、处置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可以说，依法治国，是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社情民意沟通及时、处理民主科学的最根本途径。
　　总之，以党委政府为中心，突出依法治国，加快党委政府与普通群众之间建设制度化的信息桥梁，从而实现社情民意传递的制度化、规范化，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