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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守成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无论中外，都在历史上创造出过优秀的法律文化，制定民法典肯定要借鉴这些既有的成果，体现后发优势。但民法典的编纂也必须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守成绝不意味着要完全照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古人语: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瑐瑢一百多年前德国潘德克顿学派所制定的《德国民法典》是符合当时德国社会经济需要的，但它并不完全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需要。完全照搬他国模式无法实现我国民法典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学者主张，我国民法典在体系上也应当采用《德国民法典》的立法体系，但《德国民法典》毕竟是百年前的产物，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日新月异，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所当然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关于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成编的问题，如何有机地将人格权制度溶入民法典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民法学者的机遇。如果仅以《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为由，而置现实需要于不顾，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体制度或侵权法的几个条款轻描淡写一笔略过，这无异于削足适履，甚至是放弃了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民法学者的神圣职责!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特别是民商事立法，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协调和平衡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所以在立法体系的设计上，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从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考虑，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因此，在总结我国民事立法、司法经验和借鉴国外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法典在体系结构上必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好的法典，必须建立在对本国已有法律和国情的深入研究之上，包括对社会习惯、法院判例的大量搜集和整理。只有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典才能被本国人民所接受。

　　( 五) 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

　　人类生活和社会实践变动不居，民法典不可能包罗万象。民法典在私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只能以民法典为裁判的唯一依据?。保持民法典在渊源上向法典之外的其他渊源开放是十分必要的，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民法典之外大量单行法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向法典之外其他渊源( 如单行法、判例、习惯法等) 开放的趋势。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社会领域的细分，单纯地通过民法典无法实现有效的规范; 并且民法典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大量新的社会领域的出现无法完全通过民法典的修改予以规范?。因此，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特别单行法就成为必要。但是，单行法之间价值理念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甚至冲突，在统一法秩序理念之下对其进行思想整合和价值融贯也越来越困难; 单行法之间也会出现规范的大量冲突和逻辑不一致，损害法律的权威，无法实现法律的可预期性和法秩序的统一性。所以一些大陆法国家由于单行法过分的衍生和膨胀，带来与民法典相冲突的立法价值与原则，从而产生了再法典化的现象。

　　因此，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一般和特别之间的关系。《魁北克民法典》“序言”第2 条规定: “民法典由调整相关事项的规则的整体所组成，这些条文的文字、精神或对象在其所调整事项的领域内，以明示或默示方式确立了其共同法( juscommune) 。在这些领域中，法典是其他单行法的基础，尽管单行法可以补充法典或者做出例外规定”。此种经验值得借鉴，民法典是基础性的私法，而其他民事单行法只是补充或者例外性的规定。一方面，民法典要发挥一种基础性作用，具体而言，一是在法律体系结构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民法典要确定最为重要的原则体系; 二是调整领域的基础性，民法典要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最为重要和典型的领域进行规范; 三是功能的基础性，民法典要规定最为基础性的规则，如物权法和合同法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则。这就要求民法典能够对特别单行法进行价值统合，实现法秩序的价值统一，同时通过民法典的基础性规则消弥单行法之间的规范冲突，实现法秩序的规范统一?瑐瑧。另一方面，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也应当注意发挥特别单行法在一些特殊领域和新兴领域的作用，民法典不应当对特殊领域进行面面俱到的细致规定。例如，商事领域在遵循民法基本原则的同时，也要秉承保障商事交易自由、等价有偿、便捷安全等原则，对具体的领域进行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