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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利用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对1980—2007年时序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农户生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始终将教育投资放在首位并越来越重视对迁移的投资，但对健康投资的重视程度较低。从1997—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中发现，物质资本、土地和化肥投入均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要素中，教育投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迁移投资，健康投资的作用不明显；对外贸易和财政支持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农业和工业比重增加、城市化、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提高和非国有化程度提高均有利于农业的增长。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人力资本；面板数据模型；因素分析

　　一、引言

　　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较快，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广袤的农村地区。要同时达到满足这一庞大群体的食物需求和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双重目标，并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何保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一直是政府所关心的首要问题。事实证明，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增长是国家发展和食物安全政策的主要成就之一(黄季焜，2004)。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1950—1978年的29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增长在10%以上的有5年，负增长的有5年，增长速度低于2%、基本上处于停滞的有3年(李德彬和林顺宝，198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1978—2007年，农业总产值由584.21亿元增长到3370.1亿元(1952年为基期的可比价)，平均增长率为6.23%，其中年增长在5%以上的有15年，负增长的有6年。在建国后的50年中，中国的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1990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变成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到90年代中期，已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黄季焜，2004)。

　　在所取得的成就面前，人们固然可以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受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中国农业增长不能仅仅依靠土地、化肥等传统要素的投入，必须寻找新的增长路径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转型时期，传统的投入要素、物质资本、现代的人力资本、对外贸易、城市化、农业财政支持等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起点

　　1.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有：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率增长(Kalirajanetal.，1996；Chenetal.，2008)。对文献整理与分析后发现，学者们研究范围广泛而且比较深入。从实证角度，许多学者研究了财政支持(李焕彰和钱忠好，2004；魏朗，2007)、农业贸易(郑云，2006；杜红梅和安龙送，2007)、制度变迁(郭为，2003；乔榛等，2006)、乡镇企业发展(林伯强，2002；朱玉春和郭江，2006)、农业资本(靳光华和孙文生，2000)、农村金融(姚耀军，2004；曹协和，2008)等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了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截面和时间序列相结合的面板数据。研究内容与方法方面，运用单位根、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农业增长与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也有学者进一步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彼此之间的长、短期调整关系；在测算各影响因素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时，大多使用C—D生产函数或其扩展形式。

　　本文的实证分析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并依据相关研究进行了适当扩展。由于近些年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农民收入增长(郭志仪和常晔，2007)、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侯风云和张凤兵，2007)和农户收入差距(高梦滔和姚洋，2006；邹薇和张芬，2006)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故本文将人力资本因素采用适当形式加入C—D生产函数中，以比较人力资本与传统投入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2.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

　　明瑟(Mincer)、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Becker)三位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者收入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们的观点给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启示，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对人力资本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Aghion和Howitt(1998)将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框架范式划分为两种。第一种称为卢卡斯(Lucas)方法，以Lucas(1988)的研究为代表，这类研究框架吸收了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的积累(AccumulationofHumanCapital)所推动，所有国家间增长率的差异可以归结于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差异。第二种方法称为内尔森——菲尔普斯(Nelson—Phelps)方法，相关研究可以回溯到Nelson和Phelps(1966)的论文并且伴随熊彼特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GrowthTheory)而再次兴起。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由人力资本存量(StockofHumanCapital)所驱动，人力资本存量影响着国家创新的能力或者赶超发达国家的能力，国家间增长率产生差异的基本原因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造成的。

　　Mankiw等(1992)较早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框架，他们通过扩展的Solow增长模型，证实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影响。Bloom等(2004)进一步把Mincer工资方程模型与总产出函数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同时直接估计各种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贡献。实证研究中，众多学者证实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CaballeandSantos，1993；Barro，2001)。也有学者认为国家间人均产出水平的差异并不是人力资本(或是物质资本)的差异造成的，而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不同而造成的(HallandJones，1999；BilsandKlenow，2000)。关于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如教育)对农村地区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如Young和Deng(1999)发现在政府对农业有偏向性政策条件下，对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否则教育投资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还有一些研究则发现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力的贡献不显著，甚至是负向的(Knightetal.，1993；Islam，1995)。中国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胡永远，2003；赖明勇等，2005)和健康(罗凯，2006)两个方面，并充分肯定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研究较少，目前主要以教育来分析人力资本与农业(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汪小勤和李金良，2004；李勋来等，2005)。

　　3.研究起点

　　在理论上，人力资本因素的加入使得西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善，说明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来看，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大小如何，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中国正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在获得自由化程度提高的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竞争程度加深的挑战。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工业化与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这一系列的特征勾勒出了转型期中国蓬勃发展的美丽画卷。此时，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现代人力资本投入、贸易自由化、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等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及其程度大小如何？本文将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框架下，运用1997—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三、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现状与特点

　　根据相关研究，本文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农户的教育、健康和迁移投资三大类。具体来讲，将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视为教育投资，这些消费支出反映农户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个人素质和知识含量，并掌握获得一定的生产技能与学识能力；将医疗保健消费视为健康投资，反映农户通过保健投资提升自己的健康水平；将交通和通讯消费视为迁移投资，反映农户为迁移而在信息收集、交通等方面的支出。

　　(一)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1980—2007年人均收入水平与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纯收入由191.3元增加到4140.4元，年均增长12.06%；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则由162.2元增加到3223.9元，年均增长11.71%。在此期间，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出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1980年人均投资仅为12.3元，到了2007年则上升到了844.3元，年均增长16.96%；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为迁移投资，由0.6元增加到328.4元，年均增长26.3%，然后是健康投资，由3.4元增加到210.2元，年均增长16.5%，最低的教育投资由8.3元增加到305.7元，年均增长14.29%。很显然，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各分量的增长速度均显著高于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来，农户收入增长缓慢，年均增长7.07%，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也仅为7.14%，但同期人力资本投资仍然保持着年均12.3%的增长趋势，是收入增长和生活消费支出的1.8倍。

　　由此可见农户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程度。此外，从人力资本投资占纯收入的比重来看，1980为6.43%，到2007年，这一比重则攀升至20.39%，所占的比重增加了17.11%；从人力资本投资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1980—2007年由7.58%上升到26.19%，所占的比重增加了45.51%。可见，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农户日常生活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2007年人力资本投资总额及其各组成要素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变化。在生活消费支出中始终占据高比重的为教育投资，1980—2007年由5.12%增加到9.48%，所占平均比例为7.53%。1999年以前，所占比例最低的为迁移投资，而1999年过后，迁移投资所占比例超过了健康投资并增长迅速。1980—2007年迁移投资所占比例由0.37%上升到10.19%。所占平均份额为3.76%，健康投资则由2.1%提高到6.52%，所占平均份额为3.87%。从所占比重的增长速度来看，最快的为迁移投资，年均增长13.07%，其次是健康投资，年均增长4.29%，最慢的教育投资年均增长2.31%。这一期间，人力资本投资总额所占比重则由7.58%上升到26.19%，年均增长4.7%，所占的平均比例为15.16%。由此看来，农户始终将教育投资放在首位，并且越来越重视对迁移投资，这可能是由于城乡隔离政策的渐渐废除，使得农户外出就业的机会逐渐增多；农户对健康投资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因为虽然健康投资的平均份额高于迁移投资，但其增长速度低于后者。

　　(二)人力资本投资特点

　　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经济体具有典型的二元性：工业和农业并存、城市和农村并存。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现实凸现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劳动力的乡—城转移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实现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措施就是向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投资获得生产与工作技能，通过迁移投资获取相关信息并保证迁移的顺利进行，通过健康投资以获得良好的身体素质，从而提供优质的服务。

　　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是建国时的赶超战略、限制农民入城的户籍制度以及长期以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城市偏向政策，极大阻碍了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加重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特性，造成城乡分割的局面，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的滞后等原因使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无法建立起来，也影响了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农户个人投资是要寻求收益最大化，城乡二元分割局面、各种限制政策以及歧视性待遇的存在，使得农户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1.教育与迁移投资。农户对教育投资是为了提升自身素质，这样使他们既有可能成为熟练的农业生产者，也可能成为合格的城市建设者。在农业比较利益低、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下，更多的农户倾向于通过教育投资达到进城谋求生路的目的。

　　但是，以户口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在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使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相比，在员工录用、培训、晋升、流动、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农村居民进城之后主要在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待遇低、没有福利保障，并且受到歧视对待，降低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也降低了受教育程度对迁移的影响，农户可能不会因为要迁移进城而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资，特别是正规教育投资。因为接受了正规教育，不一定进城就会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正规教育投资的战线长，投资回收期也长，成本高。农户宁愿将投资集中在非正规教育上(比如说职业技能培训等)，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学到更加实用的技术，这样教育投资回报快，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农户教育投资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很难为今后收入的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2.健康投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了保证正常的劳动力水平，农户不得不在健康方面负担一定的费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使得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保障福利待遇，绝大部分医疗费用基本上是自己支付。而且，农民即使可以进城务工，由于进城后大部分被城市非正式劳动力市场所吸纳，虽然在就业上发生了变化，但是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因此也不能享受与城市户籍结合在一起的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对于农户来讲，平时所患小病的费用还可以承担，可一旦患上大病则会令其背上沉重的负担。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于2005年春节期间对近2000个农户的调查，70%左右的农户都或多或少每年有一些医疗开支，农户每年的医疗支出约占农户全部支出的10%，而农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费为7000多元，这就相当于花掉了一个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韩俊，2005)。实际上，受到收入水平低和消费成本高的制约，农户只能将食物等基本生活需求置于优先满足的地位，而往往忽视了健康投资对维持劳动能力的重要性。

　　四、模型设定、变量描述与数据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