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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为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失衡，并向虚拟经济转移，通过金融异化进而诱发放大为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管理；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 

　　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信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的积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解释，信用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金融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最终风险管理作为暂时解决矛盾的一种手段，强制性地去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平衡。 

　　一、 经济失衡下的扩大再生产 

　　扩大再生产理论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要求生产生产资料部门与生产生活资料部门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资本家需要消费除投资以外的剩余价值，否则会导致经济危机。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部类之间适当的比例被打破并不立即导致经济危机，因为种种因素的存在，整个社会对经济的失衡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度，只有超过一个临界点，经济失衡才会爆发。此外，随着社会的进步，实体经济的失衡还可能发生转移，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经济危机的表现的形式也有可能发生改变。 

　　1. 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再推导。如果进一步对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进行进一步推导，将发现两部类之间的投资率存在着反向的线性关系，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即使这个周期是正确的，这也远远小于扩大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周期，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偶尔的均衡。 

　　假定两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分别为l1、l2，剩余价值率分别为n1、n2，两部类的投资率分别为s1、s2，且0？燮s1、s2？燮1。则V= （两部门在形式上完全一样，故省略下标），。同时，假定两部类新增加的投资的资本有机构分别为l1′、l2′。 

　　根据推导，两大部类之间的投资率应该保持以下关系： 

　　式（1）表明：如果其它条件不变，两部类之间的投资率必须成反向的线性关系，如图1表示。 

　　2. 危机现实频率与理论频率的比较。随着生产力地不断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需要实现的价值量也不断增加，因此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生产量不断增加，与之伴随的消费量和投资量也就不断增长。但是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不会过多的消费商品，而是要得到不断增长的利润。“这就是它与任何以剥削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处。为了这个目的，资本家——也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剥削者——不仅仅是或者不是主要地把这些剥削得来的超过用作个人享受的，而是要越来越多地扩大剥削本身”。 

　　即使剩余价值的量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上都比较小，资本家愿意进行的投资量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约束，如当前利润率以及预期利润率、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自然因素的影响等。因此，从理论上说，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或个体生产的有组织与社会生产的无序化，两部类之间的投资率要保持适当的比例是很困难的。因此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会很高。 

　　根据前面的推导以及公式（1）和图1可看出，如果其它条件不变，要保持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实现，两部类的投资率必须成反向关系。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很显然任何一部类的资本家都不会增加自己的消费使别人获得更多未来的收益。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两部类只能有一部类提高投资率，但任何一部类的资本家都不愿意放弃投资的机会，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两部类都选择增加投资，整个社会发生危机从而聚集风险，从而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扩张，这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偏离。 

　　但是，在实际的市场过程当中，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会周期性地出现各种危机，但危机出现的频率并没有像模型展现的那样高。“从1825年到1929年的一百多年时间内，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13次经济危机，即1825年、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年危机”；“从1937年到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又发生了9次经济危机，即1937年、1948年、1957年、1969年、1973年、1979年、1990年、1997年、2008年危机”。而这些危机当中，其中一部分还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作为金融风险累积以其极端形式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是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一种周期性常态。 

　　3. 危机现实频率与社会容忍度。危机的现实频率之所以低于理论频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各种资本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社会存货的弹性以及信息传递的非均衡性与时滞等原因，社会对经济的小幅度偏离有一个容忍度，只有超过一个临界点，金融危险聚集，经济的失衡才会以极端形式——金融危机爆发出来。 

　　首先，实际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严格的时间节点。根据资本循环理论，如果资本要不断地完成价值增值，那么各种形式的资本就需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因此，无论在理论上和时间上，都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精确的时间节点。由于没有这一节点，所以交易可以延长或退后，因此危机也就可能延长或退后。 

　　其次，社会存货弹性的存在。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商业资本逐渐从生产中剥离出来，成为与产业资本相对立的一种资本形式，从而导致商品的流通成为资本循环的一个独立阶段。厂商将商品首先卖给批发商或代理商，然后由批发商销售给最终的消费者，而厂商利用商业信用或银行信用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在某一时点上，各级代理商手中总会存在一定量的商品储备，无论这是出于市场信息的千变万化导致生产与销售存在时滞，还是出于商品投机等需要。对于各级代理商而言，这种商品储备具有一定的弹性，轻微的变化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 

　　再次，信息传递的非均衡性与时滞。针对市场价格的变化以及生产存货，不同的人群对同样的信息解读不同，信息在不同产业和不同人群传递的速度不同，收集和处理信息需要付出成本，变更各种价格也需要付出各种成本。此外，由于从生产到销售，从销售到货款回收，从货款回收到购买生产资料，从购买生产资料到进行生产，存在着一系列的时滞。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纳经济微小的失衡，当然这种微小的失衡很有可能不断放大。 

　　最后，扩大再生产采用的是等价交换，没有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变化。从实际生产来看，价格是以价值为中心进行波动，价格的波动跟两部类的失衡相互交织，不可避免地对现实生产和模型的结论产生影响。而价格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个人偏好、季节、稀缺度、品质等，这些因素以及信息传导的失误都会让整个社会的生产与消费能够容忍一个小范围的偏离。因此，经济失衡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隐藏或转移，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经济危机还可能以另外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金融危机。 

　　二、 经济失衡的累积——剩余价值时空分离下的扩大再生产 

　　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种僵化的制度，它不是被动地等待危机和风险的到来，而是不断寻找新的途径来打破其固有的束缚，通过不断重构人类的生活以求摆脱危机。资本家不断地开拓各种吸收剩余价值的通道，为资本主义商品的销售提供了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经济的失衡，从而缓解和转移了危机。而剩余价值在时空分离下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其中的途径之一。 

　　首先，在物物交换的经济环境中，交易的双方需要在市场上找到同时满足彼此需要的商品和数量，这就导致交易的诸多不便。货币的引入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交易双方都只需要先将自己的商品换成货币，然后用货币去购买所需的商品，商品的形态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化为商品。 

　　货币的引入在解决了物物交换困境的同时，也导致了卖和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这种分离就产生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从长期来看，买和卖这两种行为必须平衡，但是在每一个时点上，这两种行为却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生产者如果在第一阶段后并不马上进行第二阶段，就会导致货币的储藏，商品的流通中断。或者生产者马上进行第二阶段，但不购买本地或本国的商品，也会导致同样结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的交易中介越来越成为交易的目的，因而买卖的分离也就进一步扩大。不过，商品形态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危机。其原因在于，如果交易量很小、支付链条不长以及没有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时空上买卖的分离只能形成个别的、偶然或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商品滞销。“只要买和卖不彼此脱离，不发生矛盾，或者只要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不出现，因而，只要危机不是同时以其简单的形式出现，那就不可能发生危机”。 

　　其次，货币充当支付手段和信用扩展进一步导致了这种分离。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解释，货币首先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它货币进行实际支付时，其充当了绝对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功能，以劳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基础。无论何种原因，当支付的链条和抵消支付制度被打断时，货币就会从纯粹观念的形式转变为坚硬的货币，从而产生货币危机。 

　　当然，这种货币危机的发生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链条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这一特点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在信用制度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经济繁荣时期，借贷双方对未来抱有信心，从而导致对信用的急剧扩大，而一旦经济出现逆转，信贷也会急剧收缩，从而信用被现实货币取代，支付的链条中断，危机出现。 

　　通过对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和改造，例如快速城镇化或者类似高铁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扩大信用交换的空间。通过对空间的规划和改造，可以产生创造性的破坏，保证了信用和剩余价值的扩张变得可持续。 

　　剩余价值在空间上的扩张，使得此地的商品可以延伸到遥远的彼处，原本只是内部市场的补充，外部市场逐渐成为内部商品分流的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从而生产的扩大不再以内部市场为前提，而是不断以整个世界为前提，不再以经济领域为前提，而是不断以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为前提。于是，内部的不均衡不断往外部转移，经济的不均衡不断向经济以外的领域转移，资本主义过剩的危机得以暂时隐藏或转移。 

　　此外，资本主义提供一系列的条件，将社会的购买力进行时间上的夷平，从而当前的消费能力不仅建构在当前可支配的收入基础之上，同时还建立在未来可支配的收入基础之上，使得过度消费、时尚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使得剩余价值能够在时间上进行扩张。由于信用的不断扩张，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也发生了改变，在更大程度上，从以“现付”形式成立转变为以“信用形式”成立。在此基础上，人类越来越多利用抽象的符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经济交易不再局限于商品本身，与商品相关的各种权力也日益成为一种与交易物理实体并行的经济实体，从而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成立的形式也再一次发生改变，在更大程度上，从以信用形式成立转变为以证券化的形式成立。 

　　但是，剩余价值在时空上的扩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修复了经济失衡，但是并没有解决个人决策与社会生产间的矛盾，无法根治危机。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在更大程度上以证券化的方式成立，这种形式使得经济的失衡更容易在短时期内以乘数倍的速度扩张。这种失衡必将在未来更大规模的爆发出来，而且危机爆发的形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会有所改变。 

　　三、 经济失衡的转移——金融异化下的扩大再生产 

　　随着金融的不断异化，金融企业却通过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创新将各种资金留在虚拟经济领域，导致经济的过度虚拟化，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虚拟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随着经济不断虚拟化，整个社会的生产逐步被虚拟经济所主导和控制，整个社会的矛盾和不均衡由此反映到虚拟经济层面。 

　　一方面，由于各种与商品相关的各种相关的权力形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商品价值的实现形式也多元化了，价值实现的多元化导致商品价值的不稳定。因为商品价值的实现部分是基于现在，部分基于未来，而未来是不确定的。价值将在不同的领域实现，将在不同的时期实现，这就导致整个社会价格与价值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平滑，这种现象随着剩余价值在时空上的不断扩张表现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资产自身的特性，使得经济失衡在短期内成倍数扩张成为可能。金融资产易于变现，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金融资产能高度的标准化，如证券、股票、期货等，易于大量的产生与消亡；金融市场操作日益符号化，交易成本越来越低廉，快捷和便利，为投机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各种基金、散户、金融大鳄以及金融机构能够利用杠杆快速地进行投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信贷体系通过资本联合而合理化、扩大化和民主化，但它却存在着不受控制的投机风险，除此以外，所有储蓄金都被吸收到一个集中而等级化的组织体系中，这使底层的人更容易受到具有金钱力量者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伤害”。 

　　如是乎，经济失衡在时空上的累积也越来越转移到虚拟经济层面，从而经济失衡首先表现在各种有价证券上，经济危机也由实体经济层面转移到虚拟经济层面，危机更多的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金融风险管理成为危机治理的必然产物。金融风险管理虽然无法消除危机的出现，但将使危机出现的概率降至最低。 

　　四、 危机的治理——金融风险管理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管理系统需要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相配套，管理好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监管要求金融机构通过战略风险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管理好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过程，即通过金融风险管理创造价值。金融机构本质是在经营风险，金融风险管理不是规避机构固有的风险，而是将金融风险理念和技术渗透到整个金融业务链条，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创造风险价值。对中国来说，政府和监管层应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机构微观金融风险管理的作用，保证金融市场平衡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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