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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城镇化进程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是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而是遵循帕累托改进原则，保证参与经济主体能够公平竞争。政府要力求构造全新工农关系、深化土地管理改革、全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这既事关社会公平正义本身，又是城镇化顺利推进和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城镇化公平正义体制创新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及原因
　　（一）“以农补工”：农民变成弱势群体
　　中国城镇化过程同样是产业兴起与不断升级的过程。工业是城镇化必要的产业基础之一，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必将成为“人造空城”。为给工业输血，我国的做法是“以农补工”。
　　从古至今，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政策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奇怪的“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导致农业的大发展。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原则分析，重农抑商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工农业协同发展，才会使农业与工业共同繁荣。当然，还有一大重要因素是：土地所有制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农民因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丧失了勤奋劳作的热情，不但农业不景气，最终还因土地的种种苛捐杂税爆发了农民起义。直到外国列强的对华战争改变了一切，民国初年，为“振兴实业、改良商货”，以及振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重商轻农”思想开始萌芽。让人遗憾的是“重商轻农”之国策，仍然没有带来工业的大繁荣。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自然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理顺了三大产业的发展布局关系，确立了农业的基础发展地位，相对于封建主义时期，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政府加大了对工业的投入，却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开始下降。国家农业投入总量严重不足。1978年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再投入份额为39.4，到1989年下降为31.6，如果以1979年农业生产中再投入农业内份额为基数，1980-1988年间平均每年少投入农业的资金总量为50亿元。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农业还会取得惊世成就，少得可怜的耕地，却能养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呢？这里不难发现，从1978年后，我国开始对土地进行了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为了能吃饱肚子，农民夜以继日地劳作。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又猛然发现，农民却成了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
　　1978-2006年党和政府对农业的做法是“多取少予”，价格剪刀差，农业税收，加上物价上涨，农产品价格却相对固定，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把农民几乎逼上绝路。凭什么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就要将近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来付出沉重的代价呢？谈得上公平与正义吗？直到2006年，我国才完全取消农业税，开始走上反哺农业的道路。几年过去了，农民的处境却没有较大的改观，弃耕现象还很严重。显然，中国农业、农民、农村发展滞后还另有病因。
　　（二）土地所有制度缺陷：农民成为真正的“无产者”
　　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土地仅用作耕作，工业发展滞后，城镇水平低下的时期，国家通过这种安排把土地分给农民，极大地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是一片欣欣向荣。
　　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很快被拉开，特别是住房商品化之后，土地甚比黄金贵。为了市政建设、或者是商品住宅开发，把原属于农民的耕地和宅基地直接占用、或者低价收购，农民不同意就强拆，这种现象几乎发生在中国所有城市。面对政府的强拆，中国的拆迁户农民如同一只可怜的虫子。问题的根源众所周知，中国土地制度规定只准我吃你，不准你吃我，当政府出于某种需要时，农民手头的使用权就算不了什么了。产权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这模糊不清的文字游戏，字里行间潜藏着滑稽与不公。中国农民的命运有何改变，不是看城镇化如何推进，首先得看土地制度如何改变了。
　　（三）中国城市等级化：隐藏着巨大的不公平性
　　从“城市”来源来讲，我国城市大多是政府主导型城市。政务中心便是中心，基本上每个城市背后都有一个权力级别不等的政治中心。当地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城市规模愈大，行政级别愈高，自然支配权力就愈大，最终还是因为大权力造就更大规模城市，大权力造就大城市、大城市权力更大。形成中国特色的“造城运动”。这种人造城市不但空间布局不合理，而且行业间关联度差，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