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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高其倬所奏一样，雍正六年，清世宗在上谕中说：“云南等省所有苗蛮口猹，种类甚多。残忍性成，逞凶嗜杀，剽掠行旅，贼害良民，又或贩卖人口，捉当勒赎。所以为内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举。而众苗之中，又复互相仇杀，争夺不休，于其所辖土民，则任意伤残，草菅人命。”可见，当时苗侗地区确实存在着“逞凶嗜杀，剽掠行旅，贼害良民，贩卖人口，互相讐杀，争夺不休，任意伤残，草菅人命”等不法行为。这些都需要官府去处理。当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害马之群无法绳之以法的时候，不排除黎平府的这些“八家头目”会如高其倬所说的“孥白放黑”、“将无干之家，夺其人口牛马，丢插冤单，令为报复”。如此一来，“八家头目”在将无辜之人顶替他们原本需抓捕归案的要犯之后，一边举杯庆祝他们又可以蒙混过关，甚至立功了；一边诅咒那些他们对之无可奈何的真正的肇事者。龙绍讷这两句竹枝辞正是用来讽刺与揭露这一现象。

　　三

　　作为世袭土司之家的一员，龙绍讷在他的竹枝辞中，第二首就涉及自身：“土司也是一员官，老署萧条六月寒，案牍簿书无一事，阶前青草自雕刊。”首句“土司也是一员官”中的“土司”即是“亮寨蛮夷长官司”的正长官之职，“土司”仅有其“官名”，言下之意即是没有“官实”了。据龙绍讷《龙氏迪光录》“长官司图册式”记载，有明一代，龙氏共有十三代人领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之职，到清代，又有八代龙氏继领此职，对此，《黎平府志》有详细记载：

　　亮寨长官司：龙□□，原籍江西太和县，汉时以功授。明洪武四年，龙政忠投诚，仍授原职世袭。龙友仁（政忠子）、龙友义（友仁弟）、龙志诚（友义子）、龙永福（志诚子，征清水江阵亡。）、龙宽（永福子）、龙佐（宽子）、龙凤（佐子）、龙韬（凤子）、龙胜霄（韬子）、龙应春（胜霄子）、龙祖荣（应春子，无嗣。）、龙祖华（祖荣弟）、龙为霖（祖华子）、龙纯极（为霖子）……（国朝）亮寨长官司：龙文炳（纯极子。顺治四年受职，康熙二十四年，何新瑞乱，文炳擒解有功，赐身先著绩匾额）、龙起云（文炳子，康熙十九年袭）、龙沛（起云子，三十七年袭）、龙绍俭（沛子，雍正七年由府庠生袭）、龙世勋（绍俭子，乾隆三十三年袭，因案革）、龙世宁（世勳从弟，三十七年接袭）、龙观远（世宁子，嘉庆二年袭）、龙家谟（观远子，道光四年袭）。

　　龙绍讷在《龙氏迪光录》中有更详尽的记载：“荫袭龙家谟，系观远嫡长亲男，例应接袭父职，抚绥苗彝、催征钱粮。”“民国初，龙盛聪有呈，准继袭。”但只是“仅负虚名，并无实权。”观龙绍讷语气，龙氏土司的“实权”应不只是在民国时失去。第二句“老署萧条六月寒。”点明亮寨蛮夷长官司的历史悠久，与后两句“案牍簿书无一事，阶前青草自雕刊”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六月寒”了。龙绍讷在《龙氏迪光录》卷一开篇写君恩、祖德，写“君恩高厚”、“封典屡膺”、“长官世袭”、“印累累”、“绶若若”，这些世袭功勋到现在都成为历史。“案牍簿书无一事”，清闲得连“阶前青草”都自由荣枯了。至此，龙绍讷所说“六月寒”并非指黎平六月的天气已经变得寒冷，而是因为眼见土司“仅是一员官”，徒负虚名，署衙萧条、无所事事而心寒。在《龙氏迪光录》“署衙”条，龙绍讷记载曰：“土司之在今日，官为冷官，署为冷署，署可不志也。”足以代表龙氏心情。

　　贵州巡抚杜拯在《议以楚卫属贵州疏》中说：“革数州县土司专畀之贵州，其便有十”。更是在奏疏结尾指出“指挥则尤甚矣，委牒方承即怀私计，防缉未效反贻厉阶；宣慰则尤甚矣，逞其恣雎日事赎罚，破人之家，戕人之命，往往如是”。可见，土司专治之制被革除是必然趋势。“黎平府丁粮旧由各土司征收汇齐解府。”光绪五年，邓在镛在上禀材料中说他收到“各司寨绅团拦舆备陈各土司粮差包收钱粮积弊，百姓不堪其苦”的情报，后经核查，邓知府一概革除，以解民困。云贵总督刘长佑也说“土司粮差，包收钱粮，最为民害”。古州朗洞营兵米的征收缴解一直由土司办理：

　　自同治年间起，每司又派粮差一人，专司催科，若辈惟利是图，罔知体恤，鲜有不生浮勒诸弊。今计浮费之名于柜收，则有随封、票规、银水、底串、添针、坐平、重戥等类，于仓收则有检单、差米、风口、淋尖、踢斛、衣袖、裤裆、样米、地盘等类，然此犹能以数计，其最无定者，土司之夫马供应、帮费粮差之草鞋油蜡饭食，无论多寡，司差独享其利，且鲸吞虎噬皆向良懦而施。更有小民自愿完粮而粮差故意推延，及至过期，则称借垫完解，或指言抗纳，或应上米者必勒之折银应完，银者复勒之折钱，钱又不随市价，低昂任意，辗转腹削，遂有加至一倍数倍，迨粮清而产已破矣。小民受害既深，即有控告俱被劣衿蠹役从中阻遏，情终莫达。而豪猾之徒与差役互相勾结，本户钱粮随意上纳，以致飞洒诡寄、横征暴敛之事不一而足。

　　土司差役分征粮食，使得百姓困苦不堪，革除之举势在必行。贵州从元代开始，设立有永从、潭溪、八舟、洪州、曹滴、古州、新化、湖耳、亮寨、欧阳等司；明洪武三年设置古州、曹滴、潭溪、八舟、洪州、西山、福禄、湖耳、亮寨、欧阳、新化、龙里、中林、赤溪蛮夷长官司十四司；清顺治十七年，将曹滴司革除；康熙二十三年革赤溪、楠洞司；二十五年革西山司，止存十司。三朝以来，亮寨司一直设立，龙氏一族自元末开始，世袭土司正长官之职，四百多年未变。在《龙氏迪光录》卷一中收录两篇雍正二年严饬土官的谕令：一日“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徙，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责令“督抚提镇严饬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视为鱼肉，毋得乱行科派，如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参革从重”；一日贵州黎平府“五开卫守备李孝恣为不法，曲庇汉奸，任其出入苗地生事害民，莫可究诘”。雍正责成“湖南总督杨宗仁、巡抚王朝恩明白回奏，将李孝革职交贵州巡抚毛文铨严审，定拟具奏”。这两则谕令在《黎平府志》中也可见全文。土司专治之弊端，上文已述，而龙氏族谱中收录针对土司专发之谕文，这一行为值得深思，也可据此推测龙氏土司与其他土司辖民不一般，在征粮过程中，没有发生上述不法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到民国初年，锦屏土司仅剩下三家，亮寨为其中之一，其余均被裁撤。尽管徒负虚名，没有实权，但能保存下来，已属不易。龙绍讷深谙其中三昧，胸中了然贵州土司被裁撤的历史必然，只是回顾历史，祖先的荣誉使得他不能不在辞中再三感慨，此种情怀也见于其所编纂之《龙氏迪光录》。

　　至此，《黎平竹枝辞五首》中四首涉及黎平吏治的竹枝辞俱已完结，这也是龙绍讷《黎平竹枝辞》的主要内容。剩下一首“夕照初沉即便行，城中妇女最轻盈，呼童作伴羞人面，携手前途月未明”，描写黎平妇女夜行的习俗，一改沉重萧瑟的氛围，读来令人倍感轻松与好奇。前两句说傍晚时分，黎平府的妇女们轻盈的身影方才出现，即使此时人迹稀少，可她们还“羞人面”，带着儿童作伴，行走在月色之中。据史料记载，龙绍讷所述习俗是：

　　土民家妇女日守闺门足不出阃，非至亲未得见面，街巷中亦鲜有昼行者。若入庙烧香之事，实从来所未闻。贞淑之风洵足嘉焉。城市日闻纺织之声，除主中馈外，皆以针绩为事。夏月余闲，或取瓜镂成花卉之形，溅以糖蜜，并制一切茶食。

　　黎平贡生石凝极也有一首《黎平竹枝词》，其中也稍有涉及黎平妇女的记载，可与龙绍讷所述互补：“耕读乡城俗尚齐，一般妇女有差池。城居远胜乡居好，纺织蚕桑老不知。”石凝极说居住在城里的黎平妇女比乡下妇女好，什么都不用做，一生不知蚕桑。与龙绍讷《黎平竹枝辞》联系起来不难理解，因为黎平城市妇女保持“贞淑之风”，再者，她们不需下地劳作，白天也就不需出门。换言之，龙绍讷所述习俗不存在黎平府的村妇身上。

　　读龙绍讷这五首竹枝辞，其中四首充满讽喻感慨，不由得联想至白居易的讽喻诗。白氏讽喻诗素有“兼济之志”，龙绍讷《黎平竹枝辞》抨击黎平黑暗现实，体现其“歌生民病”的“兼济之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在他的这类诗中贯穿了他对人民命运的关注，且称之为“忧民”思想。不同于白氏在被贬江州后“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逼心神”。龙绍讷四十五岁方乡试中举，后赴京闱试“三举三黜”，从其放弃科场后所作诗文《亮川集》来看，仍不失“兼济之志”，“深切同情人民的疾苦，高度关注时政和社会问题”。真正做到了白氏所谓“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所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就是指发挥诗歌的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观龙绍讷的《黎平竹枝辞》，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可谓直接继承杜诗敢于正视社会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优秀传统。龙绍讷用实际行动表明，他的《黎平竹枝辞》确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作为一名苗族作家，他用诗歌为民请命，他用诗歌反映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人物和当时的社会弊政，语调或委婉或辛辣，但都体现了他的忧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