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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中国的主体性建构依赖于人民的法治自觉、法治自信和法治自立以及法治自强。具体来说：法治自觉。指社会主体对法治的认识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应有的高度并从一种知识发展为内心的认同与自觉的接受，从而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与生活观，将法治同化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构成元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因为，“精神自觉是精神自信的前提和基础”。走出了极度物质匮乏境地的当代中国，必须要进行价值与精神层面的协同提升，其关键是要进行“人性的锻造与刷新’，“清点我们的人性财富”;而当我们研究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瑣时，切不可忘记法治精神之于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因为“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而法律价值与其说是主观主义的或纯粹客体主义的，还不如说是基于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情景或质态“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评定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没有精神上的法治自觉，就没有法治中国的形成。其缘由在于，从一定意义上看，精神可分为三种形态:从兽类受冲动和环境支配中解脱出来的人格精神、超个人的共同精神即客观精神和客观化了的精神。而“客观化了的精神”“作为第三个形态包含由精神从自身中‘展现出来的’各种客观化：变成法典的法律，……人格精神和客观精神是活生生的精神，而客观化了的精神却不是活的东西”。可见，唯有制度与法典显然是不够的，精神形态上的法治正如其他文明的精神_样‘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今天，塑造法治自觉精神贯穿于整个实体法治的链条，无论是对执法、司法还是对守法、护法都至关重要。当然，必须明确，中国法治精神必须是自身独特价值的反映。应当“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瑨可见，民族的先进的法治精神对于法治之重要性更为持久。
　　法治自信。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信心与信守，是植根于主体内心深处的一种法治体认与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规则的外在服从。从广义上讲,法治自信包括对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此，应当在正向上提升法治思维方式的运用能力，同时克服现实中在_定程度上存在的对法治信心不足甚至失去信心的社会心态，深入挖掘、分析、识别与消除同法治背道而驰尤其是那些似是而非、掩人耳目的非法治思维方式:一是父母官思维。此所谓“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瑠这种“父权家长制”所“追求的是实质的查明真理”瑡，而具有一种反形式的性质，在这里‘福利关怀的行政管理接近于‘灵魂关怀’的性质。法和习俗之间的界限、法律强制和父辈的告诫之间的界限，立法的动机和目的与法律技术手段之间的界限，通通被摧毁的荡然无存”。二是运动式思维中国运动式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民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同时，又严重削弱了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呈现出民主进程中的二律背反，以‘大民主’的方式来追求‘小民主’的实现，以‘政治动员’来消除‘政治运动’的影响，实现了政府治理短期目标，却损害了人民民主主权的合法性。”三是指标性思维。必须破除单纯盲目地追求经济指标、命案必破的指标、罚没款数额、零上访率等的思维方式。四是无为型思维。克服不求法律求“大师”的错误观念，不仅要以法治精神修身，更要依法治国平天下。五是情理型思维。消解传统礼治、德治与仁治之局限，因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瑐六是维稳型思维。不能违背法治的精神谋求秩序瑦，树立维稳的前提是维权、维稳的基础是公平、维稳的手段是法律、维稳的程序要合法的科学法治观。
　　法治自立。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立人”是中国在与世界列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资本“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精神张,则人立，人立则凡事举。法治的精神得以弘扬，则作为法治主体的人才能得以自立。法治自立即依据法律进行独立的思考、公正的判断，使法治演进为一种常态化的思维方式、常设化的行为模式和常规化的生活态度。关于中国精神自立与中国发展的内在关系，正如一个美国学者所说：“欧盟正在千方百计地试图将4.5亿人聚拢在一起，可是中国可以毫不费力地享有13亿人的民族忠诚和民族认同感一这个数字占去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当然，我们需要的是基于理性与制度的忠诚而非对皇权与人治的崇拜，就法治精神而言，这种全民族的认同与信守对法治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又是何等重要！事实雄辩地证明“从古老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到现今世界的美国，经由罗马帝国，唐王朝和西班牙，荷兰帝国，以及大英帝国”，任何大国的兴起，都离不开“宽容’、“道德”与法治“文化”。
　　法治自强。就是通过法治实现国富民强,使法治成为推动发展、激发活力、鼓励创新的最有效手段。古人云：“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瑑同理“明法者强，慢法者弱”。而时至今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对中国发展开出的药方是“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还要靠法治。“法治是中国的强国途径，法治强国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法治对国家富强的内在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即通过蕴含善德价值的法律制度刺激科技创新，以赢得核心竞争力；约束机制即以普遍性调整代替个别性调整、减少治理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提升经济与社会效益；引导机制即为社会设定行为模式与判断标准，对社会关系进行超前导向，减少社会失范与无序；保障机制即为经济稳健运行供给社会安全阀；救济机制即以法治之手遏制市场之手的恣意妄为。因此，法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正义与秩序，更应该聚焦效率与市场，法学是正义之学、更是“强国之学”,为实现通过法治的经济富强、社会创新与民生小康功能服务。总之，法治中国旨在让中国梦、强国梦、法治梦三位一体，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