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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科技政策科学的特点
　　需求导向为决策服务马伯格提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科技资源分配的科学依据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例如，1991-2002年AAAS科技政策论坛的议题，可以归结为的几个基本问题：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或联邦预算的百分比，应该分配多少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资源？按照目标、使命、机构、领域选择，应该分配多少？谁来执行上述确定的研究（有什么选择标准）可见，马博格提出的问题在过去常常被人提起，但满意的答案并不多，新的改进的回答是零星的、有限和碎片式的，而且常常并没有与决策者很好地交流。那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又会再一次被马伯格提起？
　　马伯格后来回顾说，是需要客观的依据支撑政策制定和实施，促使他提出发展科技政策科学的倡议。从政策的实施来看（计划、实施、评估和改进），联邦政府有20多个机构涉及科技活动，各自在预算是独立的。但对于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为了减少重复、提高效率，需要在相关部门协调。对于国会来说，负责科技预算和拨款有20多个独立的拨款委员会，负责不同科技机构的拨款,而每个国会都有自己的鼓动者、游说人和活动家,影响着决策，国会通过科技决策常常靠人的建议,重大的决策有着一定的随意性。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中，迫切需要科学的、客观的研究为科技决策服务。之前，国家科学院代表的科学界为科学各领域政策的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研究，但也带有科学家自身的利益。马伯格认为，惟有高水平的政策分析能相对地免于鼓动者的宣传和自我利益的偏见。是社会科学家共同体和其他人，他们把科技政策作为一项学术研究领域，并且正是这个共同体及其产品的增长能为发展合理和客观的政策前景带来希望。这是国家所有党派都可以依赖的。马伯格认为，这个共同体集体的努力，就是科技政策的科学。
　　仔细分析科技政策科学的发展，背后有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和科技创新模式变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公共管理的变革，来自政府，而不是科学界。1993年美国《政府绩效法案》（GPRA)出台，要求所有领域的政府部门，包括政府科技部门，建立绩效目标，并以一种客观的、量化的、可测量的形式表示其目标，定期向总统和国会报告，并可在向国会报告中公开。这对政府部门管理科技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后来的一系列发展，使循证的政策（evidencebasedpolicy)制定和实施所有的政府层面成为流行。
　　2.科学性
　　美国科技政策科学明确地提出推进科技政策成为一门“科学”，在《科技政策科学:联邦路线图》和《科技与创新政策科学：计划书》，都强调推进“科技政策的科学基础”。
　　美国科技政策科学的选择“科学”一词，而不是通常的“研究”或对应的学科（如技术经济学、科学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论是指为创立一门新的科学设立目标，还是描述新资助计划的内容,“科学”一词超越了传统的不同学科的含义，引入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科技政策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精确的定量化。早在1965年，科学计量学的创始人普赖斯就提出，需要建立科技政策的科学基础“形成精确的量化理论”。他强调：“我们需要研究这样的事情:人力增长的统计学、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济学、研究的地理分布、交流往来的惯例、荣誉机制、历史先例、科学的交流难题等。我们需要专门的知识，作为政策、政府和市民所要求的基础。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就会成为事后诸葛亮，设想不可能的目标或采用不充分的手段，白白浪费资源。”几十年来，科学计量学取得很大发展,但是在科学决策方面，定量的支撑仍然是不够的。缺乏科学的工具和数据支持我们相信公共资助的R&D或者帮助决策者衡量将来的投资。我们只能依据历史上的例子或有条件的研究，常常用来论证而不是描述、分析联邦政府投资的科学。“循证的科技政策常常需要定量的措施衡量,挑战传统上依靠专家判断的地方。
　　SciSIP定位于科学政策的模型、工具和方法,对于推进科技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科学史上,科学测量方法的改进可以带来科学上巨大的突破，例如，物理学科学中光学的发展，离不开光学仪器和测量方面的创新和改进；同样,改进和建立新的测量方法是促进科学技术政策向科学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二，科学意味着在这门新科学的内容的各部分形成协同发展，正像一门科学在理论、实验和仪器方面形成协调发展，科学政策科学力图在理论框架、模型和数据等方面形成协同发展，相互促进。
　　3.共同体建设
　　共同体是拥有共同属性或由共同事业联系起来的社会群体。科学社会学研究表明，科学的进展要靠科学共同体一拥有相同或相似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