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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辅成先生与人道主义大讨论
时间：2014-01-23 15:25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赵修义 点击次数：
内容摘要周先生在二三十年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说，至今发人深省。梳理周辅成先生在人道主义大讨论前后的言说，让人深受教益。老一代学人敬畏学术，事事“请循其本”，从真不从风的高尚品格，感人至深。正是依靠丰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留给我们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遗产。
关键词周辅成人道主义大讨论老一代学人请循其本
专注于人道主义研究的雷永生先生，在完成人道主义史的编撰之后，正在着手编撰1980年代中国进行过的一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的实录与反思的文集，并约我写一篇反思的文章。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理应支持，但又觉得相当为难。因为我当时正受命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而且还刚刚入门，无暇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读过论战中的一些重头文章。既没有做深入的思考，也谈不上什么研究。但是自1950年代末期以来，看到一次又一次对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批判，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留下了一大堆疑问。而且那时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也逃不过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198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的“萨特热”，在大学生中反响尤其强烈。他的名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许多学子所赞赏，他们在课堂上也往往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不能不自己去寻求解答。这个时候周辅成先生所编的《文艺复兴至19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一书，就成了必读的材料。看了雷永生编的目录，就生发出一个疑问。怎么会没有周先生的文章呢？按说他是1960年代主管当局为了批判修正主义而组织编写的两本资料集的主编之一（另一本是朱光潜先生主编的《西方文艺家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又是为数不多的为梳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演进线索，付出过许多精力的通晓中外思想史的专家，怎么会不像朱光潜先生那样发文参与讨论呢？看来周先生对于那场讨论似乎不怎么起劲。那么周先生在这场1949年之后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意识形态争论中，到底是没有现身，还是现身了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动静？带着这个疑问，读了周辅成先生的文集，有了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写在这里供学界同仁参考。
也许周先生没有积极现身的一个原因，是他想说的已经在那本“言论集”的序言中说过了。或许他会预计争论的各方都会去查一查这本言论集。所以，要搞清他的看法还是要回到“言论集”编撰的背景和周先生撰写的序言。
一
“言论集”是高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而布置的一项任务。对于周辅成先生这样一位解放之后一直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学者，领受这样的任务是一件未曾料想到的事情。当时正在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大批判。受命编撰的又是一本只供内部发行，仅供批判用的人道主义言论集，周先生的心情想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如赵越胜所录，先生曾对他说，领导交代这是“一项反对帝修反的任务”，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1]。周先生同我们的许多老师一样，在1949年之前是以哲学家自命的，有自己对于哲学问题的许多独特见解和探索，但是1949年之后，就成了被改造的对象，把他放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他尽管也写一些论文，但大都是在试用刚刚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古代的哲学家，寻求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传统，试用阶级分析去解释历史上的哲学家，差不多从哲学家转身为哲学史家了。周先生一度曾努力倡导建立伦理学，也曾经受到领导部门的一些明白人如于光远、潘梓年的支持，开始带过一位伦理学的研究生后来又调到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但毕竟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常伴在心头。如今领受了如此重大的反对帝修反的任务，有点兴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想必也是战战兢兢，十分小心的。因为人道主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包括苏联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以及国内的修正主义的）一个突出的表现。1960年春天就开始对曾留学苏联的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和哲学系教授的冯定同志进行批判，1964年开始给他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在报刊上公开批判。其中的一项罪状，就是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经历过1949年之后连续不断的思想批判，包括经历过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从充分被肯定到遭全面清算的历程的这位学者，自然会觉得对人道主义的态度绝对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的学术态度，相当客观地编选了这本言论集。按照当时的惯例，此类言论集前面必须有一个序言以引导读者。然而，周先生写的序言却一反当时流行的大批判的文风，把用于引导读者的那篇序言写成了一个像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学说史的导论似的文章。有根有据地把这段思想史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在分别叙述文艺复兴、17、18世纪（即启蒙时期）和19世纪到20世纪初三个历史阶段人道主义的（尤其是前两个阶段）演进时，他用的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把人道主义置于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斗争之中，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旧思想的对立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的旧思想是以上帝为主，属于神道主义，人民则处于从属地位，而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则是“力争以人为主，以人民为主”。一方面以人兽之分取代天（上帝）人之分，大胆地肯定自我；另一方面则推演出一种人道主义，把一切人的现实要求归结为人的自由与人的幸福，竭力辩护人的幸福的要求，并为此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论点，还提出了宽容的主张。只是他们实现人道理想的方法还停留于要求开明专制。
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在周先生的笔下也是新时期的新思想。它首先把人的自由幸福的要求以争取个人权利的形式提了出来，形成了“自然权利”、“自然法”、“自然秩序”的一套理论，以此为依据论证了人民有权推翻封建政权，实际上提出了根本改变制度的要求，在更加重视教育的基础上特别重视立法，并提出了革命的口号。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人道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周先生自然也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尤其是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权之后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上所显示出来的虚伪性。
对19世纪的人道主义所作分析，序言沿用了恩格斯所采取的以1848年革命为界的做法。对1848年之前的人道主义，着重批评了费尔巴哈把“博爱”看作是人道的根本内容，[2]也就是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所说的不要把人道主义归结为仁慈主义。对于1848年之后的人道主义，周先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两分法，着力区分了大学讲坛上的人道主义同人民的实际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人道主义。讲坛上的就是孔德、穆勒等他称之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还有从费尔巴哈的“博爱”进一步推演到了提倡“慈悲”的叔本华和主张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之分的尼采。周先生认为后者实际上已经是反人道主义了。另一方面，周先生提出了一个没有来得及展开的话题：19世纪下半期，社会主义遍布欧洲，而“其中的多数仍然讲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使人道主义与实际的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是与讲台上的人道主义不同的另外一种人道主义。[3]
“序言”的末尾周先生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20世纪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19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出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都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4]。也就是说，肯定了人道主义的诉求是20世纪的大趋势。
关键词周辅成人道主义大讨论老一代学人请循其本
专注于人道主义研究的雷永生先生，在完成人道主义史的编撰之后，正在着手编撰1980年代中国进行过的一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的实录与反思的文集，并约我写一篇反思的文章。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理应支持，但又觉得相当为难。因为我当时正受命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而且还刚刚入门，无暇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读过论战中的一些重头文章。既没有做深入的思考，也谈不上什么研究。但是自1950年代末期以来，看到一次又一次对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批判，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留下了一大堆疑问。而且那时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也逃不过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198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的“萨特热”，在大学生中反响尤其强烈。他的名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许多学子所赞赏，他们在课堂上也往往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不能不自己去寻求解答。这个时候周辅成先生所编的《文艺复兴至19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一书，就成了必读的材料。看了雷永生编的目录，就生发出一个疑问。怎么会没有周先生的文章呢？按说他是1960年代主管当局为了批判修正主义而组织编写的两本资料集的主编之一（另一本是朱光潜先生主编的《西方文艺家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又是为数不多的为梳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演进线索，付出过许多精力的通晓中外思想史的专家，怎么会不像朱光潜先生那样发文参与讨论呢？看来周先生对于那场讨论似乎不怎么起劲。那么周先生在这场1949年之后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意识形态争论中，到底是没有现身，还是现身了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动静？带着这个疑问，读了周辅成先生的文集，有了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写在这里供学界同仁参考。
也许周先生没有积极现身的一个原因，是他想说的已经在那本“言论集”的序言中说过了。或许他会预计争论的各方都会去查一查这本言论集。所以，要搞清他的看法还是要回到“言论集”编撰的背景和周先生撰写的序言。
一
“言论集”是高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而布置的一项任务。对于周辅成先生这样一位解放之后一直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学者，领受这样的任务是一件未曾料想到的事情。当时正在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大批判。受命编撰的又是一本只供内部发行，仅供批判用的人道主义言论集，周先生的心情想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如赵越胜所录，先生曾对他说，领导交代这是“一项反对帝修反的任务”，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1]。周先生同我们的许多老师一样，在1949年之前是以哲学家自命的，有自己对于哲学问题的许多独特见解和探索，但是1949年之后，就成了被改造的对象，把他放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他尽管也写一些论文，但大都是在试用刚刚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古代的哲学家，寻求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传统，试用阶级分析去解释历史上的哲学家，差不多从哲学家转身为哲学史家了。周先生一度曾努力倡导建立伦理学，也曾经受到领导部门的一些明白人如于光远、潘梓年的支持，开始带过一位伦理学的研究生后来又调到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但毕竟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常伴在心头。如今领受了如此重大的反对帝修反的任务，有点兴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想必也是战战兢兢，十分小心的。因为人道主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包括苏联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以及国内的修正主义的）一个突出的表现。1960年春天就开始对曾留学苏联的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和哲学系教授的冯定同志进行批判，1964年开始给他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在报刊上公开批判。其中的一项罪状，就是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经历过1949年之后连续不断的思想批判，包括经历过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从充分被肯定到遭全面清算的历程的这位学者，自然会觉得对人道主义的态度绝对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的学术态度，相当客观地编选了这本言论集。按照当时的惯例，此类言论集前面必须有一个序言以引导读者。然而，周先生写的序言却一反当时流行的大批判的文风，把用于引导读者的那篇序言写成了一个像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学说史的导论似的文章。有根有据地把这段思想史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在分别叙述文艺复兴、17、18世纪（即启蒙时期）和19世纪到20世纪初三个历史阶段人道主义的（尤其是前两个阶段）演进时，他用的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把人道主义置于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斗争之中，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旧思想的对立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的旧思想是以上帝为主，属于神道主义，人民则处于从属地位，而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则是“力争以人为主，以人民为主”。一方面以人兽之分取代天（上帝）人之分，大胆地肯定自我；另一方面则推演出一种人道主义，把一切人的现实要求归结为人的自由与人的幸福，竭力辩护人的幸福的要求，并为此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论点，还提出了宽容的主张。只是他们实现人道理想的方法还停留于要求开明专制。
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在周先生的笔下也是新时期的新思想。它首先把人的自由幸福的要求以争取个人权利的形式提了出来，形成了“自然权利”、“自然法”、“自然秩序”的一套理论，以此为依据论证了人民有权推翻封建政权，实际上提出了根本改变制度的要求，在更加重视教育的基础上特别重视立法，并提出了革命的口号。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人道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周先生自然也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尤其是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权之后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上所显示出来的虚伪性。
对19世纪的人道主义所作分析，序言沿用了恩格斯所采取的以1848年革命为界的做法。对1848年之前的人道主义，着重批评了费尔巴哈把“博爱”看作是人道的根本内容，[2]也就是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所说的不要把人道主义归结为仁慈主义。对于1848年之后的人道主义，周先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两分法，着力区分了大学讲坛上的人道主义同人民的实际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人道主义。讲坛上的就是孔德、穆勒等他称之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还有从费尔巴哈的“博爱”进一步推演到了提倡“慈悲”的叔本华和主张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之分的尼采。周先生认为后者实际上已经是反人道主义了。另一方面，周先生提出了一个没有来得及展开的话题：19世纪下半期，社会主义遍布欧洲，而“其中的多数仍然讲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使人道主义与实际的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是与讲台上的人道主义不同的另外一种人道主义。[3]
“序言”的末尾周先生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20世纪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19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出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都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4]。也就是说，肯定了人道主义的诉求是20世纪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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