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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30年之后再读这段文字，不禁使人感到，周先生的见解确实不同于当时激辩的双方，相当独到，非常值得玩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的演进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也颇具预见性。
　　至于要不要把人道主义作为今天的奋斗目标，周先生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21]。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学术的问题。他非常谨慎地表示了异议，认为“我们还应当坚持‘先是社会解放，然后是个人解放’的观点”，“有人想用旧瓶装新酒，我看，恐怕也成问题”[22]。
　　上面就是周辅成先生在1980年代初的大争论中发表的一些看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两篇文字，一篇是发表在专业性比较强的《世界历史》期刊上的，另一篇没有投到任何刊物上发表，仅仅刊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人》中，因而湮没在大量的类似的文集中。文章的标题用了“论人和人的解放”这几个字，也是意味深长的。后来他还用这几个字作为他自己的一本文集的书名。为人谨慎的周先生的用意究竟何在？值得我们细心体味。
　　三
　　在大争论经由官方作出结论之后，周先生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还在继续思考，留下的文字中相关的论说，也许可以为我们解读1980年代那两篇文章背后的意蕴。
　　最集中讨论与人道主义相关的问题有两篇，一篇是1993年为《人学大辞典》一书所作的序言——“关于西方的‘人学’、‘人论’的看法”。另一篇是刊登于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自由交谈》（第二集）中的“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答客问”。
　　当年大张旗鼓地批判人道主义之后，却兴起了一股“人学”热，以至于有人出来编《人学大辞典》。这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奇事。据我的记忆，首倡者是几位在人道主义大讨论中，首先向周扬等发难的人士。他们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令人不解的是，在平息了人道主义的争论之后，他们却转身成为人学的倡导者，组建了人学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并且得到了大力支持，其研究的重点大概就是批判西方的人学和人论。周先生的这篇序言大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人学”到底起始于何时？这是一个思想史上的事实问题。谙熟中外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周先生，观察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开始，卷起风起云涌的大谈文化的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又以存在主义的著作开始大谈‘人论’、‘人学’，其著作铺天盖地。不仅在西方如此，在东方，在日本、中国、印度亦均急起穷追”[23]。
　　接下来周先生用思想史的事实来加以佐证。论述的基本脉络如下：先说明文化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在这两方面中，人是什么却是第一个重要问题”[24]。进而梳理了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演进。指出人类对“自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在埃及人那里已经有了。希腊人算是非常重视“人”或“人的研究”，创造了普罗米修斯这样理想的人的典型。但是，哲学家总是要在人论之上，加上宇宙论、知识论。所以，“形而上学或知识论，才是哲学根本问题”[25]。中世纪注重的是“上帝之学”，也特别注意本体和宇宙，是“天学压倒了人学”。近代之初曾经有过把人当作哲学的主题，出现了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之名。但是由于重视自然科学，结果是“物学”压倒了“人学”。康德将压在人学头上的天学即形而上学划为不可知的东西，存而不论。对人的智、情、意、信分别做了分析，但是讲到总体的“人”的时候，却苍白干枯。对于黑格尔，文章一方面对其《精神现象学》用“精神”来综合地讲“整体的人”，予以肯定，说这“提高了人的创造性才能与人格地位”。另一方面指出，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开启了对黑格尔的误解，似乎他不重视人，只重视国家集体。接下来文章着重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的口号下，死了千千万万的无辜的人！新的文化论，新的‘人’论就是在对这大悲剧感到悲愤下发生的。新的‘人’论作者，不少是亲自参加过、亲自看到过反法西斯战争的。”[26]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的分析，周先生对于新的人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的人论、人学，是为‘人’争独立人格、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理论；也是想要为‘人’作一个综合的、完整的探讨的壮举，要让人明白，‘人’是我们思想中最根本的问题，过去对于人的研究还不够，对人的重视和尊重还不够。所以，要为‘人’而大叫大嚷。”[27]
　　文章的末尾提出了对待西方人论的态度问题。周先生提出的口号是，“第一，是研究；第二，还是研究；第三，才是批判”。他还强调在缺乏研究的条件下，“我们对他们的批判过多，未必有好处”。“以政治态度论，他们不是凶恶的法西斯暴徒。我们还怕对他们的批判过度或不恰当，将会变成替法西斯讲话，因为他们的话，主要是为了反对法西斯理论。希特勒党的全名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法西斯’一词原义，乃是‘社团’、‘集体’。”[28]
　　关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关系的短文，写于1996年。文章是用“请循其本”的概念史的考证方法切入主题的。首先考证的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指出在14到16世纪出现的势不可挡的平民反对专制的潮流中，民间的先进人士不重天道而重人道，或是从事宗教改革，强调“天国或上帝，就在人的心中”。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是这场运动，最初并不曾标明是人道主义（Humanism）。直到后期意大利人才用“人道主义”一词来专指这场反对专制的潮流。周先生还强调，“现在有人把它解释成18、19世纪欧洲基督教保守派如沙夫慈伯利（Shaftesbury）等提倡的仁慈主义（Humanitarianism或译为慈善主义），抹煞其进步性，从而予以攻击，这是不正确的”[29]。
　　关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文章的考证指出，在启蒙时代，卢梭等核心人物，“除了宣布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之外，并未自称自己是什么主义”。“无人用个人主义一辞。”[30]首先采用这个词语的是法国的托克维尔。他出于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和罗伯斯庇尔的仇视态度，“于是采用拉丁文Individualis或Individuum（=in+dividuum‘原子’，拉丁文原无贬义）加上ism（主义），来形容英国、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即第三等级）的行动与理论，从而把启蒙运动也看做是个人主义思潮，但不是尊重它，似乎是贬抑它”[31]。托克维尔指责个人主义会弃绝社会、削弱公德，最后会沉落为纯粹的利己主义。由于这一见解适应了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广大的复辟派的心态因而大为流行。总之，就个人主义这一词语的起源来说，乃是反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派用于贬抑革命中的平民时所用。
　　当然，一旦流行之后，立即就有两种或多种的解释与派别。即使在保守派思想家中也有人（如卡莱尔、爱默生等）在正面、积极良好的意义上采用这个词语。周先生强调指出，“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或唯我主义者（Egoist）是自私自利的主张者”[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