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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气候谈判：中国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及其所体现的大国责任与意愿 

　　随着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和经济实力的日渐增强，中国已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焦点中的焦点。为促使谈判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中国在坚守中展现出适度的灵活性、在合作中寻找着可能的妥协与突破，尽最大努力推动历次气候会议取得博弈各方均能接受的积极进展。由最初坚决反对量化减排，到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明确提出不附加任何条件且不与任何国家减排目标相挂钩的自愿减缓承诺；并进一步在坎昆会议期间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分歧较大的“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等问题，表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支持的减缓行动接受“三可”，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土资金的自主减排行动接受“国际磋商与分析”；更在德班会议进入攻坚战时释放出尽可能的诚意，明确中国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需通过谈判达成，满足必须有《京都议定书》和第二承诺期、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及各自能力的原则等5项条件，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面对华沙会议发达国家整体的意愿不足尤其日本的倒退和缓慢得几近停滞的谈判进展、深受打击的谈判信心及持续弥漫的失望情绪，中国强调自身对2020年后的气候协议持灵活态度，认为应由其内容决定法律形式。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大国责任和政治意愿，是在维护自身发展空间和权利的同时，有意识地通过外部环境约束对自身的低碳化发展自我施压。 

　　（二）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面对的忧虑与期待及其所体现的舆论氛围与压力 

　　中国的贸易规模赶超德美、经济规模力压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为尽可能避免国际格局相对变动带来的自身利益损失，发达国家从中国“环境威胁论”、“资源掠夺论”转而更多地采取“捧杀”策略，有意识地过分渲染中国的作用。虽然过去8年中国已降低单位GDP能耗26.4%、降低碳强度28%、节能9.8亿吨标准煤，低碳化发展取得不少成绩；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展现出适当的灵活性和妥协，所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日益受到肯定。潘基文在出席华沙会议时明确表示，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包括碳市场等方面的进展印象深刻；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也认为，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为减少碳排放作出巨大努力，也取得积极效果。但依然和世界的期望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甚至有在口舌之争中越陷越深的趋势。 

　　1.对中国未来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忧虑已形成一种偏向性相对明显的“舆论氛围”。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比由2000年的12.9%提高到2010年的约23%，人均C02排放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排放还将进一步扩大，何时迎来排放峰值尚要看结构调整的具体落实情况。尽管较之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已低很多，中国未来50年的能源增长速度依然为经济增长速度的40%-65%。据IEA统计，中国早在2009年就已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用户；即使按照自身数据，中国也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斯特恩表示，虽然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排放的增长前景仍然令人担忧。IEA署长范德胡芬2013年表示，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排放将超过欧洲、为美国的一半，排放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能源消费超过美国80%，能源人均需求基本达到欧洲的消费水平。2013年lEA《煤炭市场中期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煤炭消费量中的占比2012年达到创纪录的47.8%，未来5年对煤炭的需求约占全球需求增量的60%。无论是被指责阻碍国际气候谈判进程，还是成为他人不承担或不切实履行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的挡箭牌，中国都不可避免地始终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美国2014～F2月在德班平台下提交的关于气候新协议的展望再次强调，各个经济体的排放情况和经济面貌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变化，采取《京东议定书》式的“两分法”确定减排义务行不通，新型经济体排放大国应承担减排义务。即使相对“友好”的欧盟也曾在2012年气候谈判中宣称，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减排责任，已无法反映当前各国的经济实情。显然，按照发达国家的逻辑，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有着更多的理由被剥离出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而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国，就更应承担起同发达国家一样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对中国低碳化发展的刻意忽视和选择性无视已形成一种偏向性相对明显的“舆论氛围”，中国所面对的要求自身承担更多全球气候治理责任、更大减排义务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2.关注中国减排，看好中国低碳发展前景，积极谋求与中国合作，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国外媒体对中国的雾霾和大气污染治理及降低煤炭消耗、调整能源结构进行了大量报道。气候合作成为2013年中美关系的新亮点。双方不仅就削减氢氟碳化物达成重要共识，还发布《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并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专门举行气候变化特别联系会议，决定通过载重及其他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能效5大领域新的务实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2013年《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指出，绿色增长应成为双方的主要战略和务实合作领域；实施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通过开展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最大程度发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欧盟资源效能战略的对接效益。潘基文不仅在坎昆会议期间强调，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依赖中国的领导力；还在出席华沙会议时表示，希望中国不断提高行动力度。

（三）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 

　　现实终究是现实，任何美好的愿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替代或改变自身的能力与水平。截至目前尚没有国家能够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限制自身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合理的碳排放增长空间，也就意味着延缓自身的发展步伐甚至放弃自身合理的发展权益。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最为根本的分歧在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后者的目的是通过强调现实的排放水平和未来的排放趋势，割裂历史、模糊界限，在推卸自身责任的同时转嫁责任，迫使新兴发展中大国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及现实能力，提前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框架下“同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进而维护自身的国际主导地位。尽管以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战略目标之一，中国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还是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着眼未来，积极维护自身的基本发展权益，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