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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的低碳化发展只能立足自身实际，逐步调整能源及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技术、成本这一通常情况下制约低碳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恰恰是中国可善加利用之处；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二者连接纽带及共同突破点的市场，更是中国有可能相对快速地实现低碳化发展极为重要的现实及潜在优势。中国还应通过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低碳化发展；路径选择；相对优势；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22-03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而低碳化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载体。既从实际出发把约束性的碳强度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将其与减缓大气污染紧密结合，视防治雾霾为调整能源及经济结构、转变增长与发展方式新的重要突破口，化不利为有利，按照既定路线以自身特有方式低碳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愈加强硬，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日渐加快；又审时度势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变被动为主动，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气候交流与合作，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中国低碳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的人均GDP在2012年刚超6000美元，仅排名世界第87位；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2010年还有8640万贫困人口，发展仍为第一要务；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的强力推动下成为“世界工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仍将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2007年胡锦涛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着力推进低碳发展。 

　　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达到或接近碳排放峰值后才开始以降低碳排放总量为目标的低碳转型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中国的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能源需求依然呈刚性增长，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一时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同样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扩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难上加难。就现在及可预见的未来而言，中国还只能通过对相关领域的重点投资，调整能源及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发展与减少碳排放的双赢。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1.4%，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目前的70%降低到65%以下，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3%；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一45%；2050年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分别超过25%；N50%。这既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低碳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需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公众意识的提高和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是低碳转型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推动力量。截至目前，全国已有42个省市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低碳社区试点正在拉开帷幕。2013年6月17日是首个“全国低碳日”；中石油、万科、绿色出行基金等企业和民间组织发起成立“中国低碳联盟”。《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将各省（区、市）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考核、评估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及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第二，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与完善是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气候组织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策略》报告，为实现既定目标，到2015年、2020年中国每年面临的气候资金缺口分别为1790—2140、2080—2430亿美元，碳交易将是弥补缺口重要的气候融资策略。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013年也被视为中国的碳交易元年：首批7个省市中，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分别于6月、11月、12月正式启动；京津冀晋蒙鲁6省市还于11月签订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研究协议。据预测，通过7省市的碳交易试点，2014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7亿吨碳排放，仅次于欧洲的21亿吨、高于澳大利亚的3.82亿吨。 

　　二、中国低碳化发展的相对优势 

　　技术、成本这一通常情况下制约低碳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恰恰是中国可以善加利用的相对优势。就技术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上的总体差距相对较小，且已形成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先进成果，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性。IEA能源技术政策处负责人彼得·泰勒指出，中国正在新能源领域迅速提高自身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力，一些技术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可和发达国家展开双向技术交流。而将业已存在的成熟清洁技术适时有效地加以产业化是低碳化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有目共睹。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产值占GDP的比重在38个国家中位列德国之前排名第二，是仅次于丹麦的清洁技术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就成本而言，大量的减排技术在中国应用时成本也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前期一次性投入太大，低碳产品的价格劣势相对明显，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表现出来，其低碳化发展的积极性自然相对有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各国必须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气候组织强调，中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策引导。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清洁能源开发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独立机构气候委员会的报告，2012年中国投入651亿美元发展清洁能源，占G20在该领域投资的30%，远高于美国的356亿美元。 

　　中国有可能相对快速地实现低碳化发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及潜在优势，那就是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技术和成本这两种相对优势的连接纽带及共同突破点的市场。目前，中国的核电在建规模、水电装机、太阳能集热面积、风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IEA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指出，因为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中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将降低清洁技术的成本。气候组织报告《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强调，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低碳产品和服务等领域的世界领跑者，存在于这些领域的商业投资和经济机会雏形渐显，但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待激发。庞大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市场，也使正在全球积极开展低碳投资的跨国公司日益重视并着力参与中国的清洁市场开发与竞争。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2010年《全球清洁能源：价值23000亿美元的机遇》报告称，如果实行更为积极的清洁能源政策，2020年中国吸引的清洁能源资产融资将达930亿美元。

三、中国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由于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所做出的努力均会产生极强的外部效应，为防止“公地的悲剧”，尽可能地减少客观存在的“搭便车”动机与行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到后京都时代的“巴厘路线图”及“德班平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在缓慢中不断前行，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机制初步形成。而这其中自始至终充盈着发展空间、发展权利的维护与争取。2008年金融危机使传统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又使国际气候规则的利益博弈愈演愈烈。发达缔约方就事关发展中大国尤其中国的减排问题达成更多默契；越来越多的国家忧虑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抱持善意地讲期待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别有用心地说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发展阶段和能力的量化减排义务。中国立足自身实际、以自身特有方式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