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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环境治理
　　传统工业化道路中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污染，大量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呈现出-种倒U型关系[49_53,即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其核心含义是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关系。一方面,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在经济发展中动态解决,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环境质量标准，从而较快地主动接近曲线拐点，引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双向提升54;另一方面,EKC曲线并非为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背书，其不能作为经济增长进程中忽视环境质量的依据，也绝不能成为政府或企业逃避责任的借口。
　　事实上,一方面，按照EKC假说及实证研究显示,环境质量发生好转的人均水平约为5000-10000美元,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856美元,然而伴随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却并非环境质量的改善，而是环境污染的持续恶化。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投入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总额不断攀升，其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1.06%上升到2010年的1.9%①，可见中国政府治理污染力度之大，决心之强。然而，以大范围雾霾天气为表征的重度空气污染和以江河湖泊水
　　质不断下降为代表的严重水体污染，却传达了本应得到有效治理的环境污染问题却并未如人所愿的信号。这不禁引起了一系列疑问，中国的环境污染恶化与经济不断增长悖论的原因何在？中国环境污染持续恶化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有效治理环境污染？因此，中国政府不断提高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环境污染治理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仍旧出现的严重不足悖论，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作为环境污染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及其行为，进而探寻环境污染治理公共品短缺的治理之道。
　　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来自于对传统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批判。这种观点认为，以争相加大优惠力度为手段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会走向所谓的"趋坏竞争"M，环境标准让步于经济发展，从而使得环境污染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难以改善。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进程伴随着发达国家依次演进的产业转移步伐，中国以低廉的各项成本成功吸引了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在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背景下，将环境污染问题的元凶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因素无疑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同时，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并非出自于"污染避难所"通病"趋坏竞争"的思路不失为一种理解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难有改观的有益借鉴。
　　从表面上看，环境污染是政府环境监管不力及其环境治理严重不足的综合产物，然而这两方面原因都可以容纳在一个框架内得到解释，实质是中国特殊的政绩考核体制和具有不确定性的官员流动机制的结果。经济增长中的短视效应，是决定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长期滞后问题的根本原因。当地方政府官员在扭曲的政绩考核体系下面临不确定的流动性，其追求眼下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充分地体现为经济发展中的短视效应。当我们追溯环境污染的根源时，不难发现政府默许高污染支持高耗能行业大力发展与政府环境监管不力从源与流两面造成了环境污染"久治难愈"。
　　从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收益来看:首先,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本身所带来的高产值深受经济总量偏好的地方官员青睐;其次，高耗能行业产业链比较长，其所需要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较多，能够形成规模化的地方支柱性产业集群，从而改变_个区域的经济社会结构，令区域面貌能在不长的时期内得到较大的改观，进而为官员晋升与流动积累良好的声誉与博弈的筹码,从而也成为地方官员积攒政治晋升资本的绝佳选择。再次，诸如造纸等高污染行业进入门槛低，但却能够较为快速地活跃地方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从而成为某些落后地区官员急于改变地方现状的选择。因此，从环境污染的源头来看，地方官员基于自身升迁与流动考量而采取的默许甚至支持高污染与高耗能行业发展的策略，虽然能够做大地方经济提高人均收入，但边际递增的地区污染流量却成为了导致环境污染难以跨过EKC曲线拐点的重要原因。从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成本来看:第_，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增长的成本,其并未纳入官员晋升的考核体系中成为制约官员行为的硬性约束，也并不对官员横向流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在经济增长成本与收益错配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官员享受了以环境污染为成本的经济增长受益，却并不需对此负责，自然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完成诸如节能减排清除污染等非约束性任务。第二，对于处在不确定性流动机制下的地方官员来说，环境污染治理是_项长期投入才能见效的系统性工程，_般而言不可能在官员任期内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地方官员自然会对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避重就轻。虽然我们看到了治理污染费用逐年升高，但治理效果却难慰人心的根源就在于地方官员对于污染之源的默许与支持和污染治理的忽视。
　　当我们明白了环境污染''久治难愈"的病理所在，其解决之道自然明朗清晰。一方面，将作为经济增长成本的环境污染问题纳入GDP核算体系中，通过计算环境污染对GDP的折损比例,厘定允许地方政府的折损限额，使其具有决定官员升迁与流动的"一票否决"性质，从而限制地方官员间环境污染''趋坏竞争"行为。另一方面，建立环境污染治理的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实时监控环境质量的改善与变化。对于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的地区，参照环境污染对GDP的折损，估算环境质量改善的绩效对GDP的增益,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与收益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中，成为地方官员行为方程的目标函数之_,16从而激励地方官员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逼制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提高地区环境质量。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经济增长的长期优异表现离不开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以贯之地努力，地方政府的努力则内生于极富效率的激励制度,而这种激励制度中的核心要件则是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当激励官员努力的晋升期望取决于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数量与效率时，官员努力的方向与水平将能够得到有效约束，特别当以GDP为政绩考核目标具有"一票否决"性质时，其"最后通牒"式的强大压力倒逼政府官员在考核期限内尽其所能地助推经济增长，从而在横向的地区间竞争与纵向的晋升竞争中获胜，累积仕途升迁的资本与治理能力的声誉，占据晋升博弈中的有效话语权。然而，这种最后通牒式的政绩考核压力会促使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过程的长期收益提前贴现，隐藏某些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信息，忽视了以公共服务短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成本，从而进行浮于表面和竭泽而渔式的经济增长。同时，在"晋升激励一政绩考核"的激励框架中，官员任职的阶段性与经济增长的连续性之间的矛盾，在交流不确定性的扰动下造成的"政绩"收益与''政绩"成本的时空不对称性，加剧了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通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几类问题进行深入地剖析，本文发现，不完善的政绩考核体制和官员流动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将经济增长的成本引入政绩考核体制，解决经济政策的收益与成本的时空不对称性。本文发现，注重数量目标的政绩考核体制和交流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激励偏差，是地方官员行为短期化的根本原因。那么从政绩考核目标入手，改变地方官员行为的目标函数,将经济增长的成本纳入政绩考核体制则是解决地方官员行为短期化的主要切入点。如何将经济增长的成本引入政绩考核体制，有两种思路可供参看。第一种思路是，建立与GDP目标平行的公共服务、环境治理与资源开发利用为主体的政策评价体系，使其具备与GDP目标同等的"1票否决"性质，从而强化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成本意识，科学化其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另一条思路则是，确立经济增长成本动态估算体系，将经济增长成本的改善或恶化直接折算为GDP的比例计入GDP的统计中，从而促使地方官员在横向与纵向比较中加深对经济增长成本的认识，稳妥科学推进引导经济增长进程。
　　第二，适当延长官员任期，增加地方官员与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共荣利益，削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微观基础。假如能够继续延长地方官员的任期，那么官员采取短期化行为的概率势必将大为降低，从而将极大地削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微观基础，促成地方治理的科学化与长期化。然而，现实的问题则是延长的官员任期占其职业生涯比例将会严重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如果_个还有较长职业生涯的官员面对较长的任期，那么具备晋升空间和潜力的官员，当然会按照理论预期的那样，做出既完成激励目标，又科学合理的进行地方治理的行为选择;然而，如果职业生涯所剩无几，或晋升空间与潜力较小的官员，晋升激励很有可能会失去效力，而政治控制权收益则成为其最重要的目标，从而也会导致短期化行为的发生。因此,任期延长要根据不同等级的职位与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具体情况，从任期延长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综合考虑，探寻合理的任期延长空间。
　　第三，规律化地方官员交流升迁机制，解决经济政策的收益与成本空间不对称性。地方官员的不规律地交流与升迁，给地方官员的政治经济治理过程带来了极大地扰动与冲击。因此，规律化地方官员的交流与升迁机制，则是解决经济政策的收益与成本空间不对称性的必然途径。规律化地方官员的交流与升迁机制，主要的工作方向在于两个方面：_方面，制订官员交流与升迁的具体细则，明确官员交流与升迁的依据，探索官员交流的条件与任务,划定官员交流的方向与时限，提升交流与升迁的透明度，使官员交流与升迁成为受人监督的"阳光行为"，杜绝暗箱操作与跑官买官行为；其次，建立官员政策效果的动态追踪评估制度,将地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果与官员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捆绑在_起，削弱政策受益与成本的空间不对称性,从而真正减少官员的''流寇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