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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教授对引进新教师（包括教授）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第二，教授有权评议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并对是否授予学位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第三，教授有权对是否录取的研究生具有决定性的赞成和否决权；第四，教授对是否继续给予在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候选人）奖学金拥有决定权。
　　与教授权力对应的是，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要充分尊重教授权力，且不允许影响教授的决策。作为院长，其唯一可以做的是组织对教授的科研学术进行公开评价，不但要为教授的学术创新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且要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策。在对教授工作进行评价时，学院行政也仅仅是组织该项活动，无权影响评价结果。一般来说，对一个教授的工作进行评价主要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其中科研评价是通过校外5～6名学术同行来评估教授研究的学术价值，科研评价占到50%。教学方面主要由在读研究生来进行评价，一般会占到30%；而社会服务评价包括为学院发展服务和为社区或社会服务两个方面，一般各占10%。如果说学院院长对教授工作评价有影响的话，也仅仅是评价教授对学院发展做出的贡献大小。这仅占到教授工作评价的10%，不足以影响教授评价的结果。
　　尊重教授权力为教授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公共政策学院成立以来，不断有大批外校知名教授申请愿意到该校工作。
　　4.筹措大量资金，实现卓越发展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项目从执行开始，就十分重视经费的筹措工作，先后有Kingsley E. Haynes教授和Roger R. Stough教授对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项目资金筹措做出了杰出贡献。如果说吸引世界一流教授到乔治梅森工作，是该校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取得卓著成效的基础，那么拥有大量经费资助是该项目成功的持续保障。
　　在20世纪90年代，Kingsley E. Haynes教授从美国交通部获得了大量经费资助，并与Roger R. Stough、David J. Armor等教授组成研究团队，连续吸引了 Kenneth J. Button、David M. Hart、Stephen Fuller等教授来到乔治梅森大学工作。在1999年公共政策学院成立后，Roger R. Stough被任命为科研院长，专门负责科研经费的资金筹措工作。他为公共政策研究生项目筹措了8000多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个人资助了60多个博士研究生和30多个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
　　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是全球公认的教育强国之一，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研究生教育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和骄人的业绩。学习美国的教育经验，最重要的是要参悟和领会美国研究生教育的真谛。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设行政管理研究生教育，2001年开始24校联考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乔治梅森大学1992年开始执行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项目（当时只有4个教授、6个学生），2000年成立公共政策学院。从时间维度看，二者具有时间进程的一致性。但是从教育产出和成效看，乔治梅森大学的公共政策专业排名在2010年是全美第24名，2014年已经进入前20强，而我国的公共管理类研究生教育和专业建设还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反省我国公共管理类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模式，从美国研究生教育模式中学习和借鉴那些对我们有价值的理念和思想。
　　1.改革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让教于一流教授
　　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学生的学术创新和能力的培养，而导师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基础和关键。在我国现有研究生教育背景下，由于实行的是研究生学位点审批和研究生自主报考制度，导师遴选从源头上决定了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培养办法，所谓“有什么样的导师，招什么样的学生”。在我国研究生导师遴选中，还有很多学校偏重教授的资历和地位，这种价值偏好在行政决定资源分配的高校治理环境下，形成相互促进的加速演化机制，其结果是大量年轻的有学术创造力的教师难以获得导师资格，或者具有导师资格也难以获得具体指导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机会，形成“研究生导师没有研究生，研究生导师数量多于研究生”的局面。这种问题在很多高校普遍存在，成为研究生教育中的怪现象。此外，在研究生课程教学过程中，很多教授都在“抢课程”，把能够为研究生授课当作一种学术研究水平的标志，把研究生课程教学当作一种“付出少，回报高”的教学福利，而认为为本科生授课是一种“难度大，出力不讨好”的负担。
　　我们认为，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必须彻底改变研究生的导师遴选制度，凡是一个学科点的所有教师都有资格指导研究生的学术科研，不再区分 “硕导”和“博导”，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不再作为具有导师资格教授的教学福利，而是让那些具有导师资格但是学术研究没有创新性的教授退出研究生教学，让一流的教授为研究生授课，还教学于具有学术创造力的教授。
　　2.改革研究生教育治理结构，把学术权还给教授
　　从治理结构看，我国现行研究生教育治理主要分为研究生院模式和研究生处模式。事实上两者除了在研究生数量和规模上有所区别，在治理实践上是完全一样的：研究生院（或者研究生处）主管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主要行政工作，研究生的学习、科研、论文写作等培养任务主要由具体的学科或学术单位的教授来承担完成。这种研究生教育治理结构依然是一种行政干预学术科研的治理模式，教授在研究生教育中更多的是执行权，其决策权被严重弱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我们建议，要加快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结构改革，让教授在研究生教育中发挥更大的决策权，具体包括：第一，要充分相信教授个人，充分授权教授和教授委员会，严格限制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第二，教授和教授委员会对研究生招生具有决策权，这不仅要表现在学术科研方面，也包括对研究生的学术潜力评估和综合能力评估；第三，教授委员会对研究生科研具有完全不可分割的判定权，只有教授委员会有权决定是否同意授予研究生学位申请者以学位的权力；第四，研究生教学单位的行政主管（包括院长、系主任、所长等）不得兼任教授委员会的领导；第五，教师的职称评审权由教授委员会所有，行政主管不得干涉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第六，逐步把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等核心权力授权给培养单位，合理划分研究生院（或处）与研究生培养单位行政管理的边界，强化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