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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井田制演变及其启示(2)

时间:2015-10-26 11:45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马贤磊,仇童伟,石晓 点击次数:


  随着土地私人占有加剧及土地普遍流转[3°],阶级间与阶级内行动和互动引发的权力变化改变了传统农地制度域中资源的分布格局,导致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等级制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阶层间缺乏互动与阶层内表达性行为的强化将导致等级结构的固化及社会矛盾的激化[9'31]。因此,宗法制下固化的等级制最终导致了阶级间矛盾的加剧。通过制度变革和社会关系网络重塑,阶级矛盾得到缓解,农民的土地权利也随之提高。严格的等级制则在工具性行为的作用下进_步破除,并导致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塑。
  3.劳作者身份的演变
  井田制演变中农民身份的改变反映了参与主体社会资本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规范和关系网络系统的重塑,通过分析社会等级数量、各等级占有的资源数量、阶层的规模及外界资源环境的特征[8],可以系统地探究井田制时期农民身份变化的机理。
  第_,等级制的层级数量。井田制时期,宗法制下低层级数量导致的社会互动偏弱及结构性约束诱发了工具性行为和表达性行为的失衡与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二元结构的破裂。此外,低层级数量下的阶层固化也引发了奴隶主阶级内部剧烈的互动和权力流转,最终导致权力的下移及社会阶层的分化。
  林南在研究多层结构的社会等级体系的稳定性和结构性约束时,发现低层级数量使层级间互动趋向最小化。低层级数的关系网络很难建立并维持,原因在于高层与低层占据者很难建立关系[]。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化,结构性约束的弱化为获取社会资源提供了更多机会,这正揭示了井田制演变中层级数量变化对农民身份的影响。与早期固化的阶级分化不同,井田制后期出现的"民移""农迁"行为已造成农民权利的提升和对农地剩余的占有,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互动,提高了农民社会资本的数量。
  第二,规模差异。井田制下层级规模差异扩大导致了表达性行为的增强和底层异质性互动的弱化,并限制了农民身份的改变。通过对井田制下"国"与"野""国人"与"野人"的分析[4'2°'32-33],可以发现严格的等级划分和较大的层级规模差异抑制了工具性行为的表达,而农民身份的转变缓慢正说明规模差异限制了网络效应的发挥,并导致纵向互动的不足。
  在一个等级制结构中,群体的相对规模往往沿着上行方向逐渐减小,当两个层级的相对规模差距扩大时,由底层向高层发起的群际交往逐渐减少。在井田制中,各阶层较大的规模差异导致奴隶群体无法与奴隶主发生网络互动,工具性行为的弱化继而降低了农民获取资源的可能和强化了农民群体的内部互动,进一步诱发了地位效应固化及纵向互动趋弱,造成农民工具性行为受挫,社会地位提高乏力。
  ①林南(2°°5)认为资源的维持和保护由表达性的力量所驱动,而资源的获取需要工具性的和认知性的动机与行动的动员。因此,横向的(同质性的)互动关系和纵向的(异质性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井田制时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纵向互动及各阶层内部的横向互动的均衡关系演变,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
  ②参见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和布迪厄的《实践与反思》中关于制度与场域的描述。井田制下的农地制度域是由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关系、宗法制、分封制及土地国有制构成的关系网络,其运行和演变动力来源于不同位置的行为人的权力分配及互动。
  第三,资源差异。井田制下固化的等级结构导致了社会资本差异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层显著扩大,并造成上层的资源占有量显著多于下层。但奴隶制等级制中的跨层互动和社会流动最经常发生在相邻层级间,随着资源差异的增加,这种互动受到抑制。因此,在资源差异渐大的等级结构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互动将趋弱。
  井田制早期,等级制下的奴隶对社会资源占有量极少,导致其与相邻阶层互动不足,固化了等级结构。随着奴隶斗争加剧、私田出现及奴隶主内部矛盾激化诱发了权力下移,农民对农地生产剩余占有的提高,缩小的资源差异强化了相邻层级间的互动,表现为农民获取资源机会的增加和工具性行为的普遍。在此背景下,农地制度域随之发生动态演变,重塑的关系网络则通过反馈机制进一步提高了社会流动性和农民的地位。
  第四,资源总量。社会关系网络中资源的绝对数量也是制约行为人身份的重要因素[8]。夏商周以来,生产工具、耕作方法、水利灌溉、选种、除草及治虫等技术的进步和农业制度的完善促进了农地生产效率的提高[1,34],并导致社会关系网络外部资源的内化①。此外,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私田的开垦也强化了对外源性资源的获取能力[18],并改变了奴隶主内部的互动机制。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农地制度从国有制向领主土地所有制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则由奴隶转变为农奴,最终变为自由民[17]。
  在古老的农地制度域中,对土地生产剩余的索取最终来源于其内涵和外源增长形成的资源绝对数量②。井田制时期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及农业政策的发展,加之土地开垦引致的土地数量的增加塑造了一个扩大的社会资源库,为行为人身份演变及互动提供了重要动力。
  4.税收和地租的演变
  "贡""助""彻"是井田制时期按生产资料所有制采用的税收形式M,而生产剩余分配的行为人互动则决定了税收及地租的形式。因此,通过比较分析该时期土地税负制度形式,可剖析行为人互动下税负制度的演变规律。
  截至西周早期,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制将奴隶限制在耕地上劳作并使其不享有农地剩余。"贡"法正是这样_种将奴隶主贵族无偿占有的农地剩余上缴统治者并将奴隶隔绝在体制外的税收形式,体现了奴隶主阶层内部的互动。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奴隶主内部为赚取农地剩余的机会行为的加剧,大规模的奴隶外逃和农田失耕诱发了"贡"法的解体和"助"法的出现。为缓解阶级矛盾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实施的"助"法,采取"公田"和"私田"两制,对农奴实行"耦耕"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17],加之奴隶主内部分化引致的权力下移,共同导致了封建领主制的出现,提高了农奴对农地剩余的享有权。
  西周末年,生产工具的进步促使体制外的不规则私田大量开垦,导致土地赠送、继承、抵押、赔偿、典当和交换的出现,随后的土地买卖便从这种私田上发端[2°]。该时期人地关系的资料显示,西周的土地利用率为40%,春秋为80%,战国为100%,秦朝为200%,西汉为300%[8]。从春秋诸国和秦汉时期开疆拓土的史事看,井田制时期人口的增长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很大压力。土地扩张不足和人口激增的双重压力强化了对农地精耕细作和农地长期性投资的需求,农地产权私有制由此产生。加之商品经济发展引致的社会互动增多、交易频繁和土地买卖、流转普遍发生,共同导致了税制演变为无论公私皆按比例征税。此外,封建地主和封建领主间的矛盾激化也强化了社会流动,进一步推动税制和地租形式的转变[17]。
  社会行为主体纵向工具性行为与横向表达性行为的动态均衡导致了社会规范和关系网络的演变,井田制下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封建领主间及其内部的互动决定了税制形式的转变。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等级结构中相似等级内部的工具性行为与表达性行为的失衡,必然导致等级结构的破裂和纵向互动的加强[9]。随着奴隶主阶级内部分化、农地私人占有、农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及整个社会权力的下移,最终导致了税制形式的演变。
  四、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井田制演变机理分析
  井田制演变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转变是在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演化中发生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下的阶级关系对农民和统治阶级的行为动机和互动方式均产生影响,层级资源的流动和行为人互动结构的转变则直接制约着社会结构的演变路径。
  1.社会规范与组织形式
  井田制时期,社会规范与农业组织形式间的互动形塑了农业生产组织的职能和功能。规范是一种社会共识,通过为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及限制其它行动而发挥作用。在社会规范的约束下,社会组织被按特定的路径形塑其社会功能:组织和优化社会关系网络[35]。
  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通过作用于传统的家族公社,制约着行为主体的动机和互动,传统的族长制则以王权的形式制约着公社作用的发挥。此时公社的职能主要是对土地的占有及对奴隶的监督,即土地制度和社会规范制约并形塑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及其功能的发挥。随着社会制度的演变,农业生产组织的约束条件逐渐软化,继而导致组织形式趋向多元化及社会功能的服务化。具体表现为,农奴制时期的农村公社承担着土地分配和定期轮换土地的职能,对土地具有占有权[6];到自由民时期,土地私人占有的加剧形成了领主制和君主制,并导致农村公社的职能转化为基本的行政单位而失去对土地的占有和分配权,农村公社实际上已然解体。
  由此可见,农地制度及规范通过制约农业生产组织的运行方式,进而形塑了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此外,组织及其形成的关系网络则通过形塑社会主体间的关系,制约着行为人的动机和互动。正如井田制下农地制度的演变,最终导致了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及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塑。
  2.阶级分化与行为人互动
  井田制下的农业生产组织及阶级关系制约着阶层主体的互动,间接形塑了社会规范、关系网络的结构与功能的形成路径,而行为主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的位置又决定了权力的分配及主体的行为可能性。因此,通过塑造行为人动机和互动的可行集①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制约着社会行为的发生路径。
  井田制时期的社会关系网络由农业生产组织和分化的等级关系构成,其中奴隶、奴隶主及后来的封建领主和农奴的行为可行集都受到关系网络的制约。奴隶制早期,家族公社形式的农业组织模式和严格的等级划分导致奴隶属于奴隶主,并受到严格的控制。该体制下的奴隶唯能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随着农村公社的出现和奴隶的社会身份转变,社会关系网络中农民的自主性和生产性均显著提高,加之奴隶主内部宗法体系的解体和社会阶层及关系网络的重大变革,最终导致束缚性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广泛的"民移"和"农迁"中被扩大的社会流动所取代。此外,社会组织结构的容纳性②及阶级关系的重塑所诱发的土地私人所有则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地流转的普遍发生。
  因此,随着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农民的劳作方式也从原始社会的共耕均分、奴隶制社会的受迫种植转变为主动提高生产效率和流转土地所有权,最终进入非农行业。这些转变正是社会关系网络演变导致的行为人行动和互动结构的变迁,符合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关系网络与行为人互动的阐述。
  3.表达性行为与工具性行为的均衡演变
  随着井田制的演变,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互动和内部的分化导致了阶层关系网络的扩张及农地制度向封建地主所有制的转变,即行为人的工具性行为和表达性行为通过建构社会层级结构形塑了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因此,由行为人互动结构均衡演变形塑的社会结构间接形成了行为人行动和互动的可行集M,即井田制下由行为人互动导致的宗法制、分封制及土地国有制破产造成了阶级关系及农村生产组织的转变,并进而形塑了社会主体的动机和互动方式。
  奴隶制社会固化的等级制导致层级间社会资本差异显著和纵向互动为表达性行为所取代,造成奴隶阶级社会资本的减少和生存空间的压缩,诱发了阶级冲突。_方面,大规模奴隶外逃与农地失耕引致了现行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体系的破裂,另一方面对私田占有和劳动力的需求与阶级矛盾共同诱发了奴隶主内部的分化,最终导致农地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随着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私田的占有和流转在广泛的社会流动中变得普遍。加之紧张的人地关系和较低的农地投资所引发的对农地精耕细作的需求导致了阶级内部机会主义和纵向的工具性行为的发生,最终重构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的行为可行集?。因此,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互动方式的转变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互动形塑了土地制度的演化路径,成为社会关系网络变革的源动力。
  总之,行为人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的互动体现了对目的性和表达性需求的差异,当固化的等级结构导致不同阶层间缺乏互动,强化的表达性行为将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工具。但若纵向互动不足,横向互动又不足以维持生存资源的最低量时,阶级冲突便将激化,最终破除传统的宗法制、分封制及土地国有制以实现社会结构的重塑。
  五、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本文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了井田制演变过程中农业生产组织,农地所有权,税收、地租和劳作者身份等特征的演化规律及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井田制下农村生产关系由血缘到地缘,再到社会性互动的演变扩展了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促使社会阶级关系和农业生产组织的演变;(2)农业生产组织的演变提升了农民资源支配权,导致农地产权由国有向封建领主所有,最终到农民私有的转变和农业税制由地租向个人所得税的转变;(3)社会阶层数量、规模和不同阶层资源占有量是农民社会身份的重要表征;(4)井田制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为获取社会资本而进行的维持社会资源的表达性行为和撰取社会资源的工具性行为的均衡演变推动了社会结构演化。
  2.研究启示
  当前,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正面临着来自农村内部及外部政策的多重阻力,包括农业生产组织发展
  滞后[37-38]、农地流转不畅[39-4°]、农民土地权益屡受侵害[41-42]、城乡差距持续拉大[43-44]等,不仅造成社会分化严重,还抑制了国家生产力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在此背景下,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当前的主要任务包括全面完善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农地适度流转、推动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健全城乡发展_体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井田制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但是其产生与演变规律仍然对当前的农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1)农业生产组织化:提高农民话语权。井田制时期,作为影响行为人行动的中间环节--社会组织和关系网络形塑了社会主体的行为可行集。合作公社在资源配置和促进人类交往的非血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影响行为人社会资本的分配和资源的组织形式,农业生产组织形塑了农业生产的模式,影响农业绩效。
  当前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组织已在生产组织、利益分配、信息传递和产品渠道等方面给农民带来了益处[45]。此外,农业生产组织化也引致了农业生产规范向组织化、系统化的转变[46],社会关系网络随即扩张。因此,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农业多种规模经营,农业生产组织化加强了农民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建构起集体协同位置占据和资源获取模式①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绩效,因此,理应成为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基础性和过渡性实现形式。
  (2)农地产权明晰化:提高农户社会资本。井田制时期的农地所有权是社会关系网络中行为人利用资源的资格,在其演变过程中,明晰的农地产权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性投资及农业生产效率。相反,缺乏明晰的农地产权不仅抑制了农地投资和农业生产效率,还造成农民工具性行为和表达性行为的失衡,导致阶层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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