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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转企改制是我国整个文化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出版社由传统事业单位向现代化企业的转型。这个过程中，编辑人格范型的转型和发展无疑是重要环节和内容，也意味着编辑需从传统的依赖人格尽快向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独立人格转变。认识我国编辑人格范型的发展规律，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独立人格范型，对于指导编辑在现实工作中提高自身素质，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现代化，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一、编辑人格的三种范型及其发展

　　所谓人格，简言之，即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和标准。它内省为精神素质和价值取向，外显于行为实践。人格范型发展必然是与社会形态相适应，并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实现。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发表论文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这就是著名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对人的主体存在状态及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人格范型的历史形态也可以划分为三种：一是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应的“依赖人格”；二是与“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应的“独立人格”；三是与“个人全面发展”第三形态相应的“自由人格”。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与社会不断得到解放走向自由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应，人格范型的发展与现代化则体现为人格范型由依赖人格向独立人格，进而向自由人格转变和发展的过程。

　　编辑的思想和行为都要受到自身人格范型指引，并在实践中做出与社会发展相关的职业行为，影响、推动或阻碍社会的前行。编辑人格是编辑职业行为的动力源泉，不同的编辑人格能够对编辑工作的方向和结果产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编辑人格范型问题向来受到出版行业有识之士的重视。在人类不同的发展时期，编辑人格的范型也对应三种社会与发展形态，大致可分为依赖、独立和自由三种范型。其中，依赖人格主要是与早期自然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人格范型，独立人格是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人格范型，自由人格则是与已达到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进而进入共产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人格范型。拥有自由个性人格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2]马克思指出这个阶段“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能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可见，从独立人格向自由个性人格的过渡是要经过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长期发展和完善、进入共产主义时才能完成的，那时的人才能成为彻底解放的人、自由的人，其人格才有可能成为自由发展的自由个性人格。编辑人格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在人格范型上体现为由依赖人格范型向独立人格，进而向自由人格范型发展的过程。

　　二、我国编辑人格的范型发展与社会历史的相互作用

　　我国古代社会的编辑，其人格范型主要是依赖人格。处于这种依赖条件下的个人，既无独立人格，又缺少自主活动的能力。这种经济背景下的文化传承，虽需要书籍的编撰，但编撰者的工作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形态，而是依赖于其他社会角色。如我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书籍编撰者孔子，编撰了《春秋》《礼》《易》等，并对学生进行传授。但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编辑职业者，而是以“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闻名于世，其编辑活动依赖并体现在教育活动中。汉代的刘向父子对历代典籍做了大量收集和整理工作，编辑了《管子》《晏子》《战国策》等。这一过程包括辑集、审读、编校、文字加工和撰写提要等，与今天的编辑工作十分接近。不过他们都是身兼官职，并非专任编辑职业。古代编辑书籍的目的多是为保存史料，为统一社会思想，故书籍编撰在社会上流传的数量也较少。所以，编辑这一工作多由朝廷任命的史官或翰林院侍读大学士、编修等政府官员担任。

　　古代社会中，编辑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导向始终受到统治思想和统治制度限制。“文字狱”、销毁书籍、禁书条例之类的事件历代都有所闻，封建统治者对与统治阶级意识相左书籍的编著者往往加以迫害，仅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就曾发生过十多次大规模的“文字狱”，祸及千万人。在此背景下，编辑书籍的学者或从业者的人格思想只能是依赖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他们要表达自己的创造性见解，只能依赖于对经典的注疏。就连近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康有为，也要借《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来宣扬其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这种依赖性的人格范型影响并塑造了中国人保守的思维方式，限制了国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未能日渐强盛，延迟了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飞跃。

　　我国编辑的独立人格范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伴随着出版业的民族资本主义化而初显。在内忧外患形势下，清末统治阶级为自强图存发起了“洋务运动”，并创办了书局，以翻译和引进西方的文化思想。这些书局的设立，传播了文化和科学知识，发展了我国的近代印刷事业，也培养了大批近代意义上的职业编辑。引进和使用近代化印刷术使我国的印刷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提高了出版业的生产力，为中国传统出版业走向近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06年，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当时已有22家新式出版机构，这些出版企业面向市场，在近代出版理念的指引下，以机械印刷术为生产工具，采取灵活多样的现代经营方式，积极履行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中流砥柱。到20世纪初，出版业逐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都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出版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编辑开始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中独立的职业，为编辑的独立人格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支持。

　　近代具有独立人格的编辑队伍崛起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梁启超、李大钊、张元济、蔡元培、鲁迅、茅盾等大批文化精英纷纷投入出版事业，成为编辑队伍的领导者。他们开办书局和创立报刊，以达到传播新思想教育国民的目的。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指出：“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4]这些具有独立人格的编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同于古代编辑。他们以“启蒙民智”和“救亡图存”为第一要义，自觉地站到了时代的高度，以开放的眼界审视世界与传统，显示了宏阔的胸襟；他们学贯中西、文通古今，具有广博丰厚的文化知识结构，引领时代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变革；他们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秉承和传播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价值观。在新文化运动等政治运动中，出版界实际成为新思想的直接策源地，编辑和作者密切配合，成为思想启蒙和思想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先锋。马列主义及各种西方思潮在此背景下输入中国，并得以广泛传播。

　　编辑独立人格的出现使出版业在国民生活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也由于它以提供内容为服务方式，作为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存在，对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宣扬产生了重要作用。如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最新教科书》，对教育、培养和塑造国民的独立人格产生巨大影响。文化精英们从事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启了民智，帮助读者求取知识，进而熏陶和改造了国民素质。这进一步揭示了编辑出版的社会意义，即在于以物质的形式、以阅读的方式，给予社会成员以文化的引导和制约，使其获得在特定社会秩序下自我辨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身处变革之中的出版业和具有独立人格的编辑，为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近代诸多历史事实证明，具有独立人格的编辑从事出版工作对社会政治的发展确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