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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2SLS估计是一致的，却是有偏的，故使用2SLS可能会带来"显著性水平扭曲"，而且这种扭曲会随着弱工具变量而增大。对于弱工具变量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Wald检验来进行，另一方面，稳健性起见，可以通过对于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方法：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I)。LIML思想是基于单个方程信息的极大似然估计。在所有利用单个方程信息的估计方法中，LIML的估计是有效的，而且和2SLS具有相同的渐近分布，且LIML具有比较好的有限样本特性。由模型(7)、（8)和模型（11)、(12)可以看出，LIML与2SLS的系数非常接近，则可以从侧面印证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结论。
　　我们还考虑到，在球形扰动项的假定下，2SLS是最有效的，但如果扰动项存在异方差或者自相关，则可以用广义矩估计（GMM)这种更为有效的方法估计。上述两种估计方法只利用了单个方程的信息，而忽略了方程组之间的相关信息，所以往往不是最有效，而GMM非常普遍地被应用于求联立方程组问题的解。通过样本矩条件，
　　nsz'i-私)=〇
　　1i=1
　　GMM方法设计的<5选择标准是使得下面的二次型^Xi'.-X，)最小。此处权=1重矩阵1对称而且正定。GMM的估计量取决于权重矩阵1，对于E的自由选择是GMM的最大优点之一。因此可以通过最优地选择t使得<"达到最优。如果参数是恰好识别的，则上述目标二次型应该与0相差不大。如果上述二次型结果与0相差很大，则可以倾向于认为某些过度识别约束不成立。此时可以采用J统计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可以证明，在同方差假定下，J统计量与Sargan统计量相等。同时我们也采用IGMM方法，IGMM由于经过迭代的过程，可以得到更小的参数估计标准差。
　　所以，本文采用2SLS、LIML、GMM、IGMM四种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得到一致性估计。从表中分析结果来看，几种方法得到的系数结果均相差不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另外J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不存在参数约束过度识别现象。从表7中可以看出，与之前OLS分析结果一致，政治晋升对于在职消费的影响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0.01左右）。这表明在政治晋升激励下，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有所收敛。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之前分析也保持一致。对比在职消费和异常在职消费模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管理者，越倾向于约束自己的在职消费，但是教育背景对于异常在职消费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同时，我们将轮转分为晋升、平调和降职3种情形，研究发现，相对于平调的CEO,具有职业级别变动（升职、降职）的CEO,在职消费行为会相对收敛，产生更少的总体在职消费。值得注意的是，具有降职可能性的CEO,其异常在职消费水平不会降低(由于篇幅限制，结果并未列出）。
　　(三）进一步分析和稳健性分析
　　考虑到国企CEO晋升决定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稳健性分析过程中，我们同时考虑CEO薪酬和政治晋升可能性两个内生变量。由于政治晋升可能性的不可观测性，我们同样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来控制晋升决定的内生性。第_阶段通过OLS模型估计CEO政治晋升的可能性，将第-阶段回归得到的晋升可能性用于第二阶段分析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对政治晋升的IV选择，与Cao等（2011)-致，我们采用经过行业均值平减的前一期绩效，参考Huson等（2001)运用的方式，如果CEO晋升发生在这一年的前6个月，采用上一年绩效，或者如果晋升发生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采用本年度的公司绩效。所有权类型、CEO年龄、任期也同样作为IV。可以认为，民营化的国有企业由于国有股的退出，CEO政治晋升激励会变弱，因此所有者类型会对政治晋升有直接影响。过度识别检验Anderson-Rubinchi2(1)=0.144107(p=0.7042)，满足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假设，同时LIML的回归结果与2SLS回归结果接近，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稳健性分析能，结果同样表明，具有更高晋升可能性的CEO,其在职消费会减少，两种隐性激励之间存在权衡，进一步支持非对称"替代效应"观点。
　　为了检验前述分析的稳健性，我们做了如下进_步分析。首先，关于在职消费的衡量效度问题。
　　由于在职消费数据获得渠道困难，得到的数据大都是推算的替代变量，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此处，本文运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项目?通过前_年资产平减后的变量近似代替在职消费，采用相同的方法分析，分析结果（模型(18)、（19)、（20))得出之前分析的类似结论。其次，我们假定高管任期越长，其职业生涯考虑效应越显著，我们剔除任期在两年以下样本后进行分析(模型（21)和模型（22))。与表6中结果对比，系数分别为-0.0337和-0.0320,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政治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影响机制探究为了探究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影响机制，检验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我们采用Baron和Kenny(1986)推荐的经典步骤，来检验公司绩效对政治晋升和在职消费之间内在关系是否有中介效应。第一步，在控制其他变量基础上，检验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由表模型（23)可以看出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是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步，检测政治晋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高的政治晋升可能性对应更好的绩效；第三步，同时分析政治晋升和公司绩效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我们发现公司绩效显著地对在职消费正向影响，与之前分析一致，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呈负相关。相对于模型（23)，模型（25)的政治晋升系数略小（绝对值大），我们可认为公司绩效存在中介效应(MediatingEffect)。由此支持假设2,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伴随更高的"公司绩效"，后者又会"提升"在职消费，但总体效应来说，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呈抑制作用。由在职消费的文献综述来看，在职消费具有"激励"和"代理成本"的双重属性，本文按照Luo等（2011)的方法，将其分为异常在职消费和正当在职消费，同样发现绩效具有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