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下) (2)
时间:2016-01-14 13:31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薛永年 点击次数:
第四,是对美术史方法论的讨论、译介与争论,促进了研究方法的讲求和多元并存。重视方法论问题,始于80年代初对李浴《中国美术史纲》袭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矛盾斗争最终胜利”之流行公式的反思和批判,随后,通过《美术译丛》编者范景中等从贡布里希(ErnstHansJosefGombrich)入手对自沃尔夫林(HeinrichWoelfflin)的风格学到帕诺夫斯基(EiwinPanofsky)的图像学的译介,西方美术史家的方法开始被人了解。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林嘉琳《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本人的《美国研究画史方法述略》两文0和洪再新所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一书进而评析了美国同行研究中国美术史方法的源流和派别,接着在上海“清初四王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出现了“哲学一美学的研究方法”与“美术史研究方法”的论争,发表的论争文章有徐建融的《四王会议与美术史学一对一种文化研究方法的质疑》、刘纲纪的《关于美术史学的论辩》和李德仁的《对“对一种文化研究方法的质疑”的回答一兼述东方绘画学与美术史学研究》这种争论,也反映了持美术史方法主张者对西方美术史学科方法的借鉴与参照,讨论的结果则从正确认识美术发展中的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关系并采取相应方法上深化了认识,推动了研究方法深入而多样的发展。
第五,是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活跃,引起了对古代和近现代美术的投资热,导致了有识者对艺术创造与研究中人文精神的呼唤。人文学科中朴实学风的兴起,改变了80年代一度在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中出现的浮躁、盲目与空疏,形成了专业领域内较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以弘扬优良传统,也较系统透彻地研究外国以吸收良规的稳健、自觉与扎实的学风。在上述条件下,这一时期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规模更加宽广,出版的画册图录更加精美,不少老中青学者的文集次第问世。而在研究大势上呈现了五个特点。
一个是中国美术通史和绘画通史的编写由简明而详瞻,由单一模式而走向多样发展,带动了断代史、专史和个案的研究。开始,出版的美术通史和绘画通史,主要编写于文革前而于此时正式问世,如王伯敏《中国绘画史》、张光福《中国美术史》。或早已出版此时又修订重印,如王逊《中国美术炒、李浴《中国美术史纲》。这些著作,大多为一本最多不过上下两本。稍后,两套多卷本的中国美术通史在老一辈专家的主持下吸收中青年学者进行编写。一套是八卷本的《中国美术通史》,主编者为文革前已活跃于学术界的老专家王伯敏,参加者主要是文革前已投入中国美术史教学研究的中年学者,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美学思想。与以往美术通史的不同,一是充实了丰富的资料,包括出土资料;二是除绘画、建筑、雕塑、工艺门类外,还包括了中国美术发展中特有的书法篆刻。另一套是十二卷本的《中国美术史》,主编是早已著名的美学家王朝闻,参加者主要是文革以后走上美术史教学研究岗位的中青年学者,指导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但不同于前一部中国美术通史之处,在于具有美学史的性质,在于突出了以审美关系为轴心线的思路。因此可以说,前一部美术通史更看重知识性,后一部美术通史更看重理论性。然而这两部书在历时较长的编写过程中,都注意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认识史与论的辩证关系,明确了就研究的整体而言要以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为指导,就研究的具体过程而言,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事实引出结论。另一个是带动培养中青年学者。正因为这两部书在组织编写上的上述特点和较大规模,不少参加者,都是按断代和专题承担的任务,因此理所当然地促进了断代史和专史以致于个案的研究。应该指出,促进个案研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老专家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等论文集的出版,以纪念研讨个别画家为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中国画家丛书的扩大编写都是重要因素。
另一个是对古代的非主流美术在继续拓宽研究领域中获得了比前人更全面的认识。对古代非主流美术的研究,大略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宫廷院画和非正统派文人画的关注。这种关注在本世纪第一个时期已经开始,就宫廷院画而言,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即黜文人画而倡院画,主张“以院体为画正法”只是当时极少有学者研究,有之也局限于少数外籍画家,此时则不但杨伯达撰写了《清代院画》(1993),而且聂崇正也出版了《宫廷艺术的光简》(1993)。后者从宫廷绘画的功能、宫廷绘画者的不同身份出发,探讨了宫廷绘画与正统派文人画以及西画的具体联系,把宫廷艺术的研究从一个方面推向了深入。就非正统派文人画而言,自1994年在安徽举行“纪念渐江大师逝世三百二十周年暨黄山派学术讨论会”随后出版《论黄山诸画派文集〉》(1987)及《新安画派史论》(1990)以来,清代非正统画派及其代表人物不断成为学者研讨和撰述的对象,不仅围绕郑板桥、黄慎、龚贤与金陵八家召开了学术会议,围绕郑板桥、龚贤、张夕庵、任伯年出版了论著,而且出现了从不同角度研究非正统画派的专著,《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1991)和《京江画派研究》(1994)可为代表。前者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因时因地而异的书画创作与欣赏的供求关系,深入讨论18世纪扬州新兴的市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潜变,及其在供求关系中对非正统派职业化文人画家选择传统和艺术新变的影响,联系社会文化的背景阐述美术发展而不简单套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着重于创作意识、艺术精神的变化又紧密结合着风格形态的演进。第二个方面,是对少数民族美术史、地区美术史与女性美术史的投入。虽然专门的研讨会不多,展览会也仅有《清代蒙古族文物展览》(1993,承德)和《古代女画家作品展》(996北京)数例,但却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与研究资料,如《中国北方民族美术史料》(苏自召,1990)、《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陈兆复,1991)、《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王伯敏主编,1995)、《西藏艺术》(含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各卷,1991)、《中国新疆古代艺术》(穆舜英主编)、《楚艺术史》(皮道坚,1995)、《东北艺术史》(李浴等,1992)、《云南艺术史》(李昆声,1995)、《广东美术史》(李公明,1993)、《四川新兴版画发展史》(潘承辉等,1992)、《台湾美术简史》(吴步乃等,1989)、《台湾现代美术运动》(陈履生,1993)、《洛都美术史迹》(宫大忠,1990)等。这些著作有些是史料性的,有些是美术史论著,但或者继承发扬了古代编史的传统,或者按照新时代的需要开创了美术史编纂体例,其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便具有开创新例的意义。该书共六卷,由王伯敏主编,另八位中青年学者合力完成,上起神话传说时代,下迄本世纪90年代,以现有55个少数民族为经,以每一少数民族美术的发展历程为纬,已佚古代少数民族美术则分别情况贯穿其中或写入附编。在文献上钩沉抉微,在遗迹上深入调查,在传记和作品上广泛征集比较重视各民族美术的特色和演进中的相互影响。内容丰厚,持论矜慎,图版众多,并附有年表、文献书目及索引。虽然对已佚某些古代少数民族美术的开掘因客观条件不足而有待完善,历时的线索脉络从整体上也欠突出,但仍是一部颇得好评的填补学术空白的煌煌巨制。第三个方面是在卷轴书画外,按媒材或功能之异而划分的其它门类美术史,包括壁画史、岩画史、陶瓷史、工艺美术史、园林艺术史、雕塑艺术史、宗教美术史和石窟美术史等,都有新的成果面世,举办了不少展览会,出版了不少著作。就出版著作而言,主要有:《中国壁画史纲》(祝重寿,1995)、《中国岩酿(盖山林1996)、《中国雕塑史》(陈少丰,1993)、《中国陶瓷美术史》(熊寥,1993)、《中国园林史》(任常泰、孟亚男,1993)、《中国宗教美术史》(金维诺、罗世平,1995)、《敦煌佛教艺术》(宁强,1992)、《中国石窟寺研究》(宿白,1996)、《新疆石窟艺术》(常书鸿,1996)、《中国连环画发展图史》(白纯明)、《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王树村,1991)等。这些研究成果,或重点深入,或系统展开,或吸取新机而别开生面,或积学多年而取精用宏,从不同方面丰富了美术史研究。其中由老中年学者合作的《中国宗教美术史》是我国第一部宗教美术史,在治学方法上也有别于考古专家或美术家的著作而讲求治史的学术性。全书按历史进程分期记述中国宗教美术的源流嬗变,始于原始巫术时代,终于元明清多种宗教美术的并行时期。重视文件载籍与名家,尤重视宗教美术遗存与无名工匠的成就。大体按历史本来面目,以佛教美术为记述主体,把道教美术、伊斯兰教美术和基督教美术穿插其中,在阐释论述中比较注意宗教美术的布教功能、原有仪轨与民间艺术家突破仪轨表现群众感情愿望的关系,佛教美术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和佛道合流与水陆画的出现等关键问题。资料翔实,论理审慎,要言不繁,末附中国宗教美术年表,堪称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在中国宗教美术史的系统研究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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