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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暴力美学表面上弱化或者摒弃了社会劝诫或道德审判，但就电影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说，其实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是对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观念的彻底反驳。它意味着电影不再提供社会楷模和道德指南，电影也不承担对观众的教化责任，电影只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当然，它所面对的，也是产生它所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是：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高度法制化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
　　暴力美学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有中国特色的读解和评说。面对暴力美学的作品，中国社会上出现一个老而又老的担心：观看这类作品的人，道德水平会不会下降，会不会喜欢上枪击、打人、杀戮。就我个人的观念来看，“暴力美学”与社会道德、与观者对暴力行为的喜好的相关性很小。就我个人的观赏经验和观赏后的效果来看，这类作品也没有使我降低对暴力行为的憎恶。“暴力美学”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它通过对暴力内容的形式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它的注意力在于发掘人的内心当中深层的欲望，即对暴力、攻击欲的崇尚，同时也有对血腥、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电影作品中，艺术作品并未被赋予教化的任务，作品本身也没有表示出道德评判，而是将道德评判的责任加到观众头上了。至于它与现实的关系，是否此类作品多了，暴力犯罪就上升，我没有看到严肃、科学的统计和研究来证明这两者之间的直接或者间接联系。2004年中国大陆有一个专门到游戏厅去引诱少年进行残杀的罪犯黄勇。大陆有媒体讨论电子游戏中的暴力与犯罪的关系。在我看来，杀手黄勇的例子与暴力美学”无关，他并非因看游戏中的暴力而杀人，而是因为他有心理疾病，有杀人的倾向而更需要去电子游戏厅找猎物。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一点暴力看不得，对人类的天性中的恶一无所知，那我们的教育一定出了问题。过去我们只强调真善美统一的美学观念，而实际上，真善美经常不重合。纳粹的制服、举手礼以及阅兵大游行都很美，对愤怒的青年是高效强心剂，对内心有失败感、屈辱感的民众是极具凝聚力的热烈口号。但它这种美表现和煽起的是邪恶的激情和过敏的反应，指导着这种人群或者胁迫着整个民族用武力去实现国家主义的自尊满足。
　　而对暴力以美的形式进行体现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并没有叙事上的权威性，武打动作、刀来剑去、杀*枪战，都可以形式化地展示出来，给人纯粹的审美上的满足；它的内在审美态度是一种游戏的审美态度。在把艺术活动当教科书的文化氛围内，暴力美学就不容易发扬光大。例如中国大陆与香港一河之隔，暴力美学的电影形态在大陆就经常受到观念批判和实际的审查限制。而且，似乎短时间内大陆电影人还不会把很大的创造力和财力投到这方面的形式感上来，尽管他们在1980’年代曾经在这方面做过成功的探索。面对暴力美学，我认为它内在的艺术观念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美学态度：绝对的自由带来艰难的、重大的选择责任。艺术品只管感动观众，观众出钱寻求刺激，那就要提供刺激，就要至于看完电影干什么，要你自己决定。
　　参考文献：
　　①〔美〕刘易斯·雅各布斯，刘宗琨、王华、邢祖文、李雯译：《美国电影的兴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第页。
　　②《脱缰野马昆廷·塔伦蒂诺》，《电影双周刊》，1995年3月9曰。
　　③这里我使用的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意像”概念，可参见其提出者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等文中的论述。荣格，冯川编、冯川、苏克译：《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
　　④引自《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荣格，冯川编、冯川、苏克译：《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4月，第226页。
　　⑤引自《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荣格，冯川编、冯川、苏克译：《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4月，第95页。
　　⑥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