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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外现代性研究的升温，现代性的概念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综合体，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学科都参与了对这个概念的探讨，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个概念并没有一致的定论。

　　与国外的现代性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则显得更为复杂。直接从国外借鉴这个概念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国内学术界存运用这个概念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当前亟待进行概念上的清理，再从概念出发分析具体的现象。其实，这个思路同样适合于对包括中围的艺术、文学等现象在内的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审美现代性不们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性的表征，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发展和历史性的变迁。中国自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这些概念的误读，都使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呈现出了更大的复杂性、含混性。因此，必须做些正本清源的清理工作，梳理从西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到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语义演变，以达到对中国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理解。

　　由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出现了理解这些问题的多种思路，加上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因此清理这些问题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需要众多学科、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努力。为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分析的思路，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阐释(即从特性角度的阐释)以达到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通常而言，在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更为明显)的认识上，主要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个基本的视角，这些视角是导致现代性歧义的主要原因，介入点的不同也导致了各个学科对现代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选取了特性(quality)的视角，并分析了以这种视角理解西方现代性的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寻找适当的切入点来分析西方审美现代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分析视角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当主要从某个视角来研究西方的现代性时，通常有可能造成对其他视角的遮蔽，因此也需要结合其他视角来说明从某一个视角所得出的结论。

　　从特性的视角看，现代性具有自己的规定性。但由于这个视角过于笼统，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科、问题来解释现代性的特性。在卡尔·马克思(KarlMarx)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资本的产生和扩张，它引发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制度的巨大冲击，并建立起了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斯·韦伯(MaxWeb)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理性化，是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形式理性对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的挤压和取代，形成了“现代性的铁笼子”；齐美尔(Simmel)则认为，现代性就是客观文化、物质文化对主观文化、个体文化的压制。尤根·哈贝马斯(JugenHabermas)继承了韦伯的思路，在他看来，从18世纪以后，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分离，科学、道德和艺术逐渐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领域，而且各负其责，“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这样，专家就控制了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所以，西方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的分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还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反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把它们定性为旨在反对现代性的新的形态的保守主义，坚持现代性的合法性和未完成性，并寄希望于理性的重建。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把“矛盾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具体而言，“矛盾性”是“一段历史时期，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表现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矛盾性是特定时期内西欧社会在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依此思路，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矛盾性的现象，这就是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Calnescu)所说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思想观念上看，“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美学现代性引发了先锋派的产生，自浪漫派起就已经确立了激进地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具体而言，“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在卡林内斯库看来，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如此地不相容：“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若非公然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另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但现代性的矛盾尤为强烈。而且，其矛盾是全局性的，不但表现在社会的任何领

　　域，也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和社会的根本性质上。

　　此外，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特征，并把反思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性，并由此理解现代性的其他方面。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两个重要维度；“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现代性的三个主要来源，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鲍曼把矛盾性作为现代性的特性，但他也洞察出了反思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立起了反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活环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它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再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认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N．Eisenstadt)认为，现代规划最初在西方产生时，带来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它也带来了人的自主性和未来的观念，并引发了对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及其合法性的质疑，即对社会的全面的反思意识。而且，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方案中的反思意识，不仅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社会中流行的超越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的不同诠释的可能性之上，而且发展到质疑这类图景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模式的给定性。它使人们意识到，许多这类图景和模式存在着，并且这类图景和概念的确可以争辩。”。正是这种反思意识促成了对传统的怀疑，对既定的制度模式、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的前提等因素的质疑，并探索它们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反思也同样影响到个体的生存。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方，但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扩张，现代性的第一轮扩张从19世纪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20世纪到现在则是现代性的第二轮扩张，在现代性的这两轮扩张中，反思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艾森斯塔特的解释使我们感受到了反思意识的巨大作用，并研究它在塑造个体、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以上观点来看，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解释是各不相同的。阐释者的不同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导致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不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较为一致的理解。

　　人们对西方现代性基本特性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主要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并从这些特性阐释西方现代性的含义。

　　谈到现代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传统，还可以联想到一些诸如“保守”、“落后”、“落伍”、“陈旧”、“危机”、“封建”等语汇。相反，当我们谈到现代、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可能联想到“进步”、“前进”、“革新”、“革命”、“创造”等语汇。当我们再进一步谈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头脑中也许会涌现出一些诸如“断裂”、“鸿沟”、“对抗”、“对立”等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