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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2)

时间:2016-01-06 11:21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何俊志 点击次数:

  二、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
  正如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所指出的那样,8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的政治科学中已经至少有3个流派都自称是"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3个流派的出现和发展虽然都是对60年代和70年代所盛行的行为主义的反动,每一个流派也都试图阐明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后果上的重大作用,但是它们在政治世界中所绘出的却是差异极大的图隱并且它们又都是以相互独立的形式几乎同时建立起来的。盖伊·彼得斯则认为,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的政治科学中已经出现了7个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尽管这些自称为新制度主义的各个流派都强调政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它们在分析视角和基本方法上却并不一致,有时甚至还相互冲突。所以,我们还需要站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之下,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与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的比较来进一步认识历史制度主义的价值和空间所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代表了理性选择理论内部的"理性"向"制度"的让步,而作出这一让步的契机则来自于理性选择理论对美国国会投票活动的研究。当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严格的理性假设来研究美国国会的投票活动时,突然发现如果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正确的话,在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作用下,美国国会的投票活动就根本不可能保持一种稳定的多数。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顺序和问题本身的多维特征都将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决议,从而使得从一个议案到另一个议案都会出现阿罗循环。然而,事实表明美国国会的投票又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正是在解答这一令传统理性选择理论感到迷惑的问题的过程中,有些人开始认为在立法过程中会发现稳定的多数,是因为国会的议事规则和委员会体制形成了议员们的选择和可能获得的信息,是国会中的有些议事规则所提供的议程限制了国会投票时作出选择的范围和顺序。另外一些议事规则又将重要问题的管辖权分配给了委员会组织结构。总之,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一转向所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国会的制度降低了事务处理的交易成本使得在议员之间能够达成交易,从而使得法案的稳定通过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还从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借用了产权、代理行为和交易成本等概念来发展自己的分析框架。总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在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又认为政治制度的作用重大,因为既定制度通过提供某种信息和空间而激励和约束着理性人的选择范围和可能条件。因此在他们看来,政治活动就是一系列集体活动的困境,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策略性行动和博弈行为便构成了政治分析的核心。制度的创设与存在都是因为它为既定制度下的相关个体带来了比在其他制度下更大的利益。
  彼得·豪尔等人所说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是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的这一流派主要是从社会学的组织分析中发展出来的,
  其直接的源头则是对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的反思。在官僚制理论看来,组织都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的成长是因为它为现代社会的执行工作带来了以效率为标志的工具合理性。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则认为,传统的组织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说法,它仅仅从资源分配的效率的角度来看待组织的存在,而没有看到符号、仪式象征等文化活动对于组织存续的重大意义;它仅仅把组织中的个人看作是只知道自我算计的理性人,没有看到他们在组织中的某些活动是源出于他们的特定责任和义务。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无效率的组织存在。因此,社会学制度主义着重研究的是为什么某些组织要采用一种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和符号,这些文化象征又是如何在特定的组织中传播等等。为此,社会学制度主义重新开发了早期社会学家的制度分析传统和比较制度分析及文化理论中的相关资源,提出了组织发展的"社会适应逻辑"(gicofSocialAppropriateness)来对抗传统组织理论的"效率逻辑'或"工具逻辑"(LogicofInstrumentality),自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70年代兴起以来,很快就蔓延到了政治科学之中,从而在政治科学内部也就出现了一个自称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主张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范式来解释政治现象。
  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虽然都强调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们在分析视角和领域上都存在重要差异,它们对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回答也就各有千秋:(1)在政治行动者对自身利益的判定问题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政治行动者完全知道自身的利益,并且知道采用何种策略去获得这种利益;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政治行动者由于受信息、时间和能力的限制,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自身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也并不完全知道如何去最好地实现这些利益;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个体到底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实现自己的目标,主要取决于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解释,而其到底如何解释则取决于既定的制度背景和已往的历史为其提供的有关情景;(2)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里,政治行动者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其所拥有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其理性行动能力,个体行动的偏好是外在于政治制度的。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政治行动者由于受到认知能力的限制,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行动者,政治行动者的偏好来源于既定文化模式的塑造,其在政治活动中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其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历史制度主义的政治行动者则是一个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个体其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则取决于既定的制度结构和有关规范的约束,个体偏好的形成过程和目标的确立过程都受到制度的塑造;(3)显然,这3个流派的政治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过程的分析。但是,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政治过程的核心就是一个理性个体去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制度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在于提供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限制和约束着政治行动者的选择范围,如果没有这种外在的约束机制,集体行动的困境就不可能解决;社会学制度主义所分析的政治运作过程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活动的展开过程,个体的方案选择和目标确定都受制于既定的文化为其提供的合法性范围;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不但个体的行动方案受到制度的塑造,个体偏好的形成和目标的确定过程也都受到既定制度的约束和塑造。
  三、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
  在美国的政治科学传统中,"结构"(structuie)一词有时是可以和"制度"(institution)换用的。在一般意义上,结构是指某种稳定的形式中相关角色、人群之间固定化的关系的一种形式。如政党就往往被看成是一种结构,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制度。早期政治科学的结构主义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等同于政府和政治的正式组织或制度。?如法院制度也常常被称为法院结构,政府制度也被说成是政府结构等。强调制度重要作用的历史制度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结构政治学或结构化政治学。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结构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继承了旧制度主义强调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受到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因果观的影响。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阐明历史制度主义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结构观。
  早期历史制度主义在反思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时所关注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为什么说各个国家在面临着共同的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各国的利益集团会提出不同的要求,从而各个国家也制定出了差异极大的公共政策,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间层次去探求同一现象背后的多样性问题。正是在对这种多样性的探求过程中,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才重新浮出了水面。在这方面,法团主义对于发达工业国家内部的"强国"与"弱国"的区分和各国法团结构的差异曾经为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相当大的启示,甚至于有学者干脆就将在70年代以来盛行的法团主义也视为一种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在卡泽斯坦(PeterJ.Katzenstein)所主编的《在权力与财富之间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一书中,卡泽斯坦等人就发现,尽管各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在70年代都面临着同样的石油危机的挑战,但是,在各个国家中联结着国家与社会的"政策网络"的差异,却使得各主要发达工业国家采取了差异极大的对外经济政策;美国试图成为经合组织国家的生产中心;英国开发了北海油田;德国和法国米取了积极的商业政策;意大利依赖于直接的对外援助;日本则加速了直接对外投资的步伐。艾伦·伊玛格特(EllenBmmeigut)在对法国、瑞典和瑞士的医疗保健政策进行比较时发现,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通过利益集团所拥有的权力来审视其特征的做法明显不能解释这3个国家的医保政策的差异,因为这3个国家的医生集团和药品采购集团都拥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并且在医疗谈判中也享有大致相当的权力,但是这3个国家的医生集团和药品采购集团在达成各自目标的程度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艾伦·伊玛格特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没有看到一套政治制度中的"否决集团"和"否决点"。所谓"否决点",就是一套制度之中的脆弱之处,在政策运动的这一否决点上,反对力量的动员可以阻挠政策的革新。而否决点在各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中到底位居何处,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各个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联结方式。既然某一政治系统中的否决点并不具有粘性,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永久地存在于某一点而不会改变。权力关系整体平衡状况的变化可以使得否决点在某处出现、消失或改变它们的位置,从而创造出行动者可以打开这一战略缺口而实现他们目标的可能。从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跨国性政策差异的考察来发现既定的制度是如何构成政治生活中的互动关系的。此时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主要体现为对旧制度主义强调政治制度重要作用的传统观点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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