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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制度主义另一重要意义上的结构观则主要强调的是影响政治结果的各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或者说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这种结构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尤其是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观的影响。在阿尔都塞看来，在历史上的哲学理论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因果观:机械因果观，把因果关系理解为事物之间的线性传递;表现的因果观，把因果关系理解为本质和现象，即简单的本质和它的异化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因果观其实是一种结构因果观，即原因只能被理解为复杂整体之中各区域性结构以及要素之间的多元决定。所以，只有在复杂整体的各部分存在着不可还原的差异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因果关系。在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观的启示之下，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政治变量时特别强调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对政治后果的重大影响。例如，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关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产生某一政治后果的惟一因素。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观念的分布状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利益、观念和制度三者间的结构性关系一直是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核心。韦尔在分析凯恩斯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命运时就指出，正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在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才导致了凯恩斯主义在这两个国家中发生作用的时机和持久性程度的不同。历史制度主义在对政治变量的序列分析中还发现，正是因为某些变量在特定时期内在某一地区的集合，才构成了某种结构性的框架并决定着政治进程。但是，在某一具体层面或时刻上，在某一地区内到底会集合哪些因素，却并不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因此，政治科学所作的分析结论也就并不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的必然性。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能被无限制地普遍推广。一旦世易时移，就有可能出现同样的变量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同一现象的出现也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历史制度主义在对变量序列的分析中所提出的这种结构观无疑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政治过程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变量序列的改变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同样的原因不一定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同样的结果也并不一定由同样的原因所造成;从某一起点到达终点的路线可能不止一条。但是，历史制度主义从理论上推出这一结论其实又不完全是由其结构观中推导出来的。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深入考察和论述。

　　四、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

　　与历史制度主义的二重结构观相似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在结合结构分析时也有着多个层次上的历史观。在第一个层次上，早期历史制度主义在进行研究时主要强调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即前一个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一个阶段的政策方案。彼得·豪尔在对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时就提出，要理解英法两国70年代在国家干预政策上的差异，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发展史。彼得·豪尔在追寻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时，首先看到的是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政策制定模式上的差异:英国在战后逐渐转向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制定模式，而法国在战后实行的是由国家计划所引导的增长模式。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比较，豪尔进一步发现，这两种政策模式的选择又来源于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差异。沿此而行，豪尔的分析一直上溯到这两个国家的工业革命的出现时期和展开方式。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工业革命的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开启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在直接推动，当时的工厂模式主要是一些小型作坊和后来的工场，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是依靠工厂主自身的积累和家庭、亲友间的短期拆借，因此英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主要是一种小工厂一小银行式的民间经济逐渐增长的模式，国家的介入从一开始就比较少。而法国的工业革命则明显要晚于英国。在法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大工厂和大银行已经出现。此时的法国在面临着英国强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其工业革命的开展方式也主要是在国家扶持下的大工厂和大银行主导下的工业革命。国家往往能够凭借其对主导性工业和大银行的控制来有效地控制国内经济。因此，法国在后来能够比较容易地走上通过国家计划来控制和干预经济的道路，而英国的国家机器虽然在战后几度想通过国家的干预来促进其经济繁荣，无奈国家机器已经力不从心，很难实施有效的干预了。

　　早期历史制度主义在追寻政策历史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是，某种政策方案的选择和实施往往受制于既定的政策制定模式，而既定政策模式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对这种观点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借用并发展了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概念，从而也就在第二个层次上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观。广义上的路径依赖就是指前一阶段的事件可能会对后一阶段的事件产生某种影响和制约作用；狭义上的路径依赖则主要通过"报酬递增"一词来表现自己的意义，即一旦进入某种制度模式之后，沿着同一条路深入下去的可能性会增大，其原因在于，这一制度模式提供了相对于其他制度之下更大的收益。而一旦这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将使得制度的改变变得越来越困难。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生活相对于经济生活而具有4个明显不同的特征: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使用政治权威来提升权力非对称性的可能，制度的高度密集及政治本身的内在复杂性和模糊性。但是，所有这4个特征都能够体现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报酬递增和制度的自我强化及正反馈过程，经济学意义上的路径依赖的4个原因同样适用于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巩固。而且，政治生活的下述特征还使得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一是在时间范围方面，政治选择和制度模式的效应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才能显现出来，但是政治家的政治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常常短视，并且相对于企业家而言，政治家主导长时段政治进程和行为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从而使得政治制度的改变更为困难；第二是在制度的设计上，特别是在存在选举竞争的情况下，那些政治制度的设计者都会希望自己设计的制度能够长存下去，都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对自己的下任设置一些改变制度的障碍，从而达到保护自己和限制选举竞争对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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