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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诗经原始》是方玉润诗经研究的代表著作，是其主要特点是用文学阐释来进行《诗经》经学宗旨的探究。方氏把《诗经》作为文学文本进行解读，意在通过对《诗经》字句疏证与诗学分析的沟通中追求自悟和新解，并将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引入对《诗经》的研究中，主张从文学欣赏的角度，从谋篇布局、艺术方式上探究《诗经》的原始旨意。但《诗经原始》以“原诗人始意”为根本宗旨，本质上仍然是一部经学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学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手法，代表了嘉道时期《诗经》学研究的新取向，为《诗经》学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

　　【关键词】《诗经原始》；原诗人始意；以意逆志；文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1-0019-7

　　相比起清初群经辨伪中对《易图》来源的辨析、对《尚书》真伪的质疑而言，《诗经》学的研究相对沉寂。清初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的疑古精神，被随后的考据洪流所淹没。传统的《诗经》学研究中，除却《大序》被卷入争论的漩涡外，重心都被限定在“名物制度”一途。乾嘉时期，由于小学训诂的发展，本可以更细密地从文字训诂的道路人手来探究《诗》旨，可惜这条道路被无端放弃。究其原因，乾嘉学者所追求的“实证”革命，影响了他们对《诗》旨重要性的评估。戴震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俱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定”。正是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嘉道之际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都是围绕着“由辞通道，而不顾《诗》旨”的考据路径行进。训诂“璀璨”背后是《诗》旨探究的失落。尽管乾嘉学者在《诗经》学考据上已经登峰造极，其中以《诗毛氏传疏》最为精审，其书“初仿《尔雅》，编作义类。凡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制度之精，鸟兽虫鱼草木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先有一番分类的草稿，后来才鱼贯成书”，以至“全书没有一点矛盾罅漏”。正是这种“训诂名物”的登峰造极，使得同类的创新和超越几乎不可能，所以“名物训诂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诗的本事和本意”，《诗经原始》便是这方面的杰作。

　　《诗经原始》是方玉润晚年的一部教学讲义，旨在从文学视角来探究《诗经》的原始旨趣，而与当时的考据学风相背，直至民国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的提倡，才逐渐挖掘出它的学术价值。梁启超对它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尽管它“稍带帖括气，训诂名物方面疏多疏舛”，但“论《诗》旨却有独到处”。对于《诗经原始》的研究，学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支持者认为“《诗经原始》的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旧说，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而反对者则坚持“《诗经原始》并不是为了展现《诗经》清丽妩媚的文学世界，其目的是为了阐释《诗经》中所蕴涵的儒家的经意，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诗经》的文学研究。”笔者以为，支持者强调“诗美学”的观点忽视了《诗经原始》“盖欲探求古人作诗本质而原其始意”的本意，而反对者“客观上促进文学研究”的说法又矫枉过正。《诗经原始》的旨趣是经学的，意在探究《诗》旨的原始意义，但手段却是文学的，采用的是“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后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最后达到“精探古人作诗大旨”的目的。这种经学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手法，代表了嘉道时期《诗经》学研究的新取向，即经学和文学的交互影响，尽管这种影响被汉学阵营的章太炎予以鄙视，但它实实在在打破了乾嘉学术考据独盛的局面，为《诗经》学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

　　一、《诗经原始》的经学宗旨

　　《诗经原始》书名“原始”，“盖欲探求古人作诗本旨而原其始意也”。方玉润以为“夫子当日言诗，必有明白晓然者在”，但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口授及载体等原因“不知何时失去”，所以面对“古序既亡”的现实，“不得不本孟子以意逆志之训”，“复为拟一序题下其阙”。（《诗经原始提要》）尽管孔子言《诗》的本旨已经“文献无征”，但是通过“以意逆志”的方法，从“作事或当然之想”的实际出发，能够恢复其《诗》旨本来面目。

　　追述《诗》旨研究的历史，《毛序》对《诗》旨的态度尽管代表了汉代的通行看法，但其“诗事比附”的解释未必是《诗》旨的真谛，加上《毛诗》对《诗经》文本的垄断，并不能平息人们的疑惑。在方玉润之前的崔述就认为，“学者所见惟有《毛诗》，童而习之，不复知有他说，虽淹博好古之士，皆以为《诗》之本旨如此，而《诗》之旨亦晦矣”，并且“其论诗之大旨也，又日《二南》之首以《关雎》者，男先乎女之义也，次以《葛覃》妇敬夫也，又次以《卷耳》爱夫也，皆逞其意见，别为之辞。”方氏进一步认识到，不仅垄断《诗经》文本的《毛序》“往往得其大概，而措辞又非，故《诗》旨反而因之而晦”，纠甚至被奉为科举圭臬的《集传》对于《诗》旨的阐释“更有甚于《序》之伪托附会而无当者”。同时，其它学者沉浸于考据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大多只顾“名物训诂”而无暇也不屑论及《诗》旨，这种“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学术现实，使得对于《诗》旨的探求反而变得急迫，这为方氏在《诗经》学研究中的另辟蹊径创造了条件。

　　必须说明的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并不是为了展现《诗经》清丽妩媚的文学世界，其目的是为了阐释《诗经》中所蕴涵的儒家经意。为了不让读者忽视他着眼于《诗经》经学宗旨的初衷，因此首建《诗无邪太极图说》，用理学的观点，将孔子提倡所谓“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体系化。不仅如此，《诗经原始》的经学旨趣还体现在它“以经解经”的文本征引上，尤其是对《易经》文本的引用，如方氏引徐常吉对《小雅·瓠叶》的品评，“徐氏常吉日：‘丰以燕宾者，《鱼丽》是也。《易·鼎》之《彖传》曰，‘大亨以养圣贤’。薄以燕宾者，《瓠叶》是也；《易·损》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则知《诗》之意矣。’然而格调平庸，词意肤浅。”尽管方氏是以文学品评的标准对徐氏而言有些苛刻，但对《诗》旨“古人不以微薄废礼”和《易传》“二簋可用享”的相契还是表示赞同。另外，他对《二南》旨趣的发挥，“《二南》所咏，不过夫妇婚姻、草木鸟兽，亦何至不为之而由面墙立欤？盖婚姻者，夫妇之始，而夫妇者，伦行之基”，则明显受到《周易》，尤其是《序卦》影响。尽管方玉润在解释《诗》旨的方法上自成一格，不去理智地分析、叙述而是用形象化的描绘性语言表达自己对《诗经》文学的理解和诗意的接受，从而改变了《诗经》研究理l生分析的方向，而进入了感性领悟的境界，但在旨趣的探讨上，仍然不出经学范畴。本质上，《诗经原始》仍然是一部经学著作，而不是文学著作。

　　二、《诗经原始》的文学阐释

　　《诗经原始》虽然旨趣在于对《诗》旨的探索，属于经学研究的范畴，但在研究的方法上，却是文学的。方玉润不同于考据学家的地方在于，他把《诗经》作为文学文本进行批评，意在通过对《诗经》字句疏证与诗学分析的沟通中追求自悟和新解，并将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引入对《诗经》的系统研究，主张从文学欣赏的角度，从谋篇布局、艺术手法上探究《诗经》的原始旨意。用文学阐释的方式来进行《诗经》经学宗旨的探究，是《诗经原始》最大的特点。

　　《诗》旨探寻，困难重重。不仅方氏之前的姚际恒就认为“诸经中《诗》之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独难”，方氏也感叹“六经中唯《诗》易读，亦唯《诗》难读”，就连清末的皮锡瑞同样坚持“《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造成这一问题，在方玉润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诗经》文本的问题，“因其无题无序，亦由于词旨隐约，每多言外之意，不比他书明白易显也”；其次，是《诗经》阐释的问题。追溯《诗经》的阐释历史，他将《诗经》阐释者分为以《诗序》与《集传》为代表的“考据”和“讲学”两家，这两家不是“附会”，就是“拘泥”，都不能洞悉《诗经》的旨趣，“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近，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又安得望其能得诸人之旨外意哉？”在借鉴《诗序》和《集传》解《诗》的经验后，方氏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和方法：一、探究诗旨，必须“以意逆志”；为防止臆断，必须得“循文案义”。二、在一些《诗》旨模糊的篇章中，坚持“实事求是，宁缺毋滥”的解《诗》原则，确保对《诗旨》准确性的理解。三、在解《诗》方法上，注重对结构、层次的重视，论文答辩对文学流源的追溯，以及意境、虚实等手法的强调。

　　（一）“以意逆志”的解《诗》原则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断章取义地解释《诗经》而提出的，意在强调对于《诗经》的阐释必须遵循“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原则。这一理论对于《诗》旨的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清初姚继恒是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欲通诗教，无论辞义宜详，而正旨篇题尤为切要。意夫子当日以《诗》教门人，弟子定晓然明白，第不知载在简编而失之，抑本无简编而口授也？”认定《诗》有旨趣，只要方法得当，就能够找到《诗》旨，而最主要的解《诗》方法便是“寻绎诗意”。他说：“说者咸谓孟子之释《北山》必有体，予谓非也，只寻绎诗意而得之，不然胡有以意逆之，是为得之？”。方玉润承袭了姚氏的观点，认为尽管孟子“以意逆志”之说“特为断章取义言之，非谓全诗大旨可以臆断尔”，然而“今古序既失，不得不本‘以意逆志’之训而作事”。在方氏看来，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找到“古序”，但在“古序既失”的现实情况下，不得不采用“以意逆志”的方式来进行《诗》旨的探寻。方氏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以意逆志”的主观判断，在缺失客观物证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臆断”。为了防止“臆断”的产生，同时在“古序既失”的客观条件下，他不得不依赖于现存的《诗经》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实现和古人心灵的沟通，这样所得到的《诗》旨即使不是夫子原意，也一定相差不远，这就是方氏所谓的“循文案义”。方玉润把主观的推测限定于客观的《诗经》文本之下，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臆断”的产生。这样，通过“涵咏全文，反复涵咏，参论其间”，同时“触类旁通，不可泥于句下”，古人作诗本意“乃可得其环中”。如此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诗》旨探寻上无休止的争论，“诗人愤极而为是诗，亦欲救之无可救药时矣。读者循文案义，其情自见，又何纷纷辩论为哉。”

　　（二）“实事求是”的解《诗》态度

　　由于方氏特别注重对《诗》旨的准确性理解，所以除却“以意逆志”的基本原则外，在一些《诗》旨模糊的篇章中，他尤其注重“实事求是”的解《诗》态度，甚至“宁缺毋滥”，也在所不惜。

　　尽管方氏对《诗经》的许多篇章所做的解释中，其中一些并不符合《诗》旨，但方氏还是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尽量客观、公正地阐释《诗》旨，而不流于主观臆测。如对于《齐风·甫田》诗旨，《毛序》以为“大夫刺襄公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方氏并未承袭其说，而是实事求是地以为《诗》旨“未详”，因为“此诗词义极浅，尽人能识。惟意旨所在，则不可知。”另外如《晨风》、《伐柯》等篇旨，方氏亦是宁缺毋臆，他认为《晨风》“既不露其旨，人固难以臆测。与其妄逞臆说，不如阙疑存焉”。而对于《伐柯》的篇旨，“诸儒之说此诗者，悉牵强支离，无一确切通畅之语，故宁阙以俟识者”。在《豳风》总评中，他认为“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耕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如是”，而“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启暇为此？且公刘世远，亦难代言”，因此推出“此必古有其诗，自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穑艰难并王业所自开始，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的结论，这集中体现了方玉润“实事求是”的解《诗》态度。为了实践这种“实事求是”的解《诗》态度，方氏重视探求《诗》旨的过程，胜过对于《诗》旨结果的追求。他甚至认为说《诗》不必求确解，“俗儒说《诗》，务求确解，则诗三百诗词，不过一本记事珠，欲求一陶情寄光之作，岂可得哉？”他又评《绸缪》“唯此诗歌无甚深义，只描摹男女初遇，神情逼真，只是绝作，不可废也。若必篇篇有为而作，恐自然天籁反难索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