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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贷款率与银行Z值负相关，即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增加了银行风险，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不良贷款准备金率与银行Z值正相关，但只在回归5和回归6中显著。证券投资占比与银行Z值正相关，并在所有模型中显著，即证券投资占收益资产的比例越高，银行风险越低。银行治理变量与银行Z值正相关，即银行在上市或引入外资股权后，银行风险会降低，并且在全样本分析中这一关系的显著性较高，可能的解释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样本中，上市和有股权变化的银行较多，当考虑这些样本后，治理变化效应更加明显。
　　经济规模与银行Z值正相关，与Houstonetal.(2010)结论一致，但关系不显著。经济增长速度与银行Z值显著负相关，即经济增长越快，银行风险越大。可能的解释是，较快的经济增长会加大银行业绩的波动性，从而增加了银行风险。金融发展深度与银行风险关系不显著。
　　(二）贷款规模和法律保护水平
　　5年移动平均得到的回归结果。回归的因变量是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自变量如表4所列。回归1回归3为全样本结果，回归4回归6为城市商业银行样本结果。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但没有汇报。
　　1.法律保护水平
　　回归1和回归4只考虑法律保护水平总指数，可以看出，银行信贷规模与法律保护水平正相关，即法律保护水平越高，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并且全样本和城市商业银行样本所得结论一致，验证了检验2,也与Djankovetal.(2007)、Cole&Turk-Ariss(2008)的结论一致。从回归2和回归5可以看出，对生产者权益保护越好、对知识产权保护越好都能显著促进银行的贷款规模，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银行贷款规模之间的关系在回归3和回归6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保护水平影响银行风险的重要途径是对贷款规模的影响，即较高的法律保护水平促进了贷款规模的扩张，进而影响了银行风险，这为法律保护水平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利解释。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小，银行贷款规模越小，并在所有回归中显著，这一结论与余明桂和潘洪波（2008)的结论一致，即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比如，优先给国有企业提供较多贷款等），当政府干预减少时，银行贷款规模会下降。
　　不良贷款率和银行贷款规模负相关，并在城市商业样本分析中显著，这说明，不良贷款率成为影响贷款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同业资金比率和贷款规模负相关，并在所有回归中显著，即当资金更多来自非存款资金时，受制于较高的资金获取成本，银行贷款规模较小。银行治理变量和贷款规模正相关，并在城市商业银行样本中显著，这说明，当银行上市或引进外资股权后，治理结构的改善有助于扩大贷款规模。银行规模以及权益资本占比与贷款规模关系不显著。从宏观经济变量来看，经济规模与贷款规模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经济规模越大，银行竞争越激烈，从而影响了贷款规模。经济增长率与贷款规模负相关，但不显著。金融发展深度与贷款规模关系不显著。
　　(三）法律保护水平和银行Z值各组成部分
　　Z值的3个组成部分的回归结果（5年移动平均计算），回归因变量分别是ROA、CAR和a(ROA),自变量与表3相同。限于篇幅，我们只列出了城市商业银行样本的结果（全样本分析结果与此一致）。
　　1.法律保护水平
　　从回归1-回归3中可以看出，法律保护水平与银行业绩显著正相关；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与银行业绩波动正相关，但都不显著。回归1-回归3的结果表明，较高的法律保护提高了银行业绩，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本充足率，并加剧了业绩波动。
　　从回归4可以看出，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与ROA的关系不显著，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ROA显著正相关。回归5中，对生产者权益的合法保护与CAR的关系不显著，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与CAR显著正相关，对知识产权保护与CAR的关系显著负相关。回归6中，3项法律保护水平分指数与a(ROA)关系不显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Z值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回归7-回归9中得到进一步验证。总体来看，较好的法律保护水平在增加信贷规模的同时，提高了银行业绩，但却降低了资本充足率，验证了检验3和检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