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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方面，参加本次论坛的一些代表分享了他们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譬如，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发展总监MairiMackay分享了英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情况。目前，英国的社会企业约有6.8万家，每年创收240亿英镑，创造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英国社会企业的创新形式主要有：一是由高级银行和其他银行投资6亿英镑，用于支持英国的社会证交所的“大社会资本组织”。二是社会影响债券，主要是在市场上筹集资金，用于发展社会企业，政府基于企业实现的社会目标向投资者支付利息。三是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企业的支持性政策法规，包括英国贸工部2002年制定的“社会企业战略”，2008年在苏格拉制定的企业第三领域行动计划及《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等。同时，英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如采购、筹资渠道有限，社会企业规模小，组织也比较年轻，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度不高等问题。北京团市委副书记郭文杰介绍新形势下共青团的一种创新工作模式——“社会青年汇”，即团组织在青年聚集的基层社区建立立足青年的生活空间，以为普通青年建设“一个好玩的俱乐部，一个靠谱的朋友圈”为目标，建设以共青团为枢纽的地域性青年活动平台和基层青年组织，进而实现理性积极、奋斗进取、和谐包容的社会青年汇。
　　（四）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这是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根据社会管理规律，提出全过程实施管理、各个环节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撑的社会管理机制。这是健全社会体制、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科学思维和制度安排。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从理论层面对社会机制设计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他认为，社会体制和社会机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范畴，社会机制设计的基本思想就是给个体提供激励，使他能够以确保最优结果的方式行事。加强社会机制的设计，既要研究诸如具体政策、组织构架、操作方案等一些显性因素，更要研究诸如人的意会和直觉等隐性因素。这些隐性因素构成了社会领域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是把社会管理创新推向前沿纵深的重要切入点。社会机制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需要平等的社会关系、个人坚守对集体的责任；需要每个人坚守社会规范，把日常的小事做好，才会把社会和国家的大事做好；需要个人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样的公民意识才能慢慢融入到整个社会。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陈冀平认为，随着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日益面临严峻挑战。这就要求在前端管理上下功夫，管理的关口要前移，抓准、抓小、抓苗头，争抢工作的前瞻性和有效性，构建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工作机制。国务院应急管理组组长闪淳昌认为，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础能力比较薄弱、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应急处置技术不够发达、公民忧患意识不够高、社会力量参与有限、法制不健全等。对此，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思路应该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宗旨，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做好预防和应急准备为主线，以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为核心，以科技为支撑，建设以人为本，依法应对全灾种、全过程、全方位、全社会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
　　三、当前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随着我国步入改革的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和涌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加快推进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
　　（一）社会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
　　一是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根据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的研究，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测算，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15年[2]。二是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机制也已经基本建立，并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之后，我们对于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对社会体制运行规律的探索也亟待加强，尤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3]。三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是因为完善的社会体制对于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二）社会体制核心领域的改革进展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社会体制机制不适应，条块分割、部门利益、政策碎片、合力不够，特别是需要加强统筹协调、系统推进。二是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人群不均等、城乡不一体、区域不均衡，尚未形成打破户籍、地域、身份界限的社会保障体系。群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等系列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引发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三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探索才刚刚起步，面临诸多新课题、新问题。比如，社会组织的数量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总体质量还不高；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和合作机制还比较匮乏；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制度尚未建立；社会组织立法严重滞后等。四是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面临许多新课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和虚拟社会服务管理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题；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群众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都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三）社会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仍存在较大距离
　　一是社会体制改革在中央层面尚缺乏有机统一的职能机构统筹推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成立了高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机构——国家体改委，承担了许多重要领域改革的理论研究、规划设计、组织协调、实践指导等职能，在改革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近些年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通过设立社会工委等机构在推进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也面临诸多制度性瓶颈和问题。二是对社会体制改革在我国整体改革事业中的地位、分量、作用及其复杂难易程度尚估计不够、认识不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我国整体改革布局中，经济体制改革仍占据中心主导地位，而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相对而言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整体性配套方案，且四者之间的协同推进机制尚未有效地建立健全。
　　四、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一）认清社会体制改革的本质内涵和性质
　　当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界，对于“社会体制”的基本概念定义和本质内涵还存在较多的不同认识和看法，甚至在一些部门领域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模糊和混乱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实际工作的开展和进行。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相并列的具体制度[4]。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体制”对于“社会制度”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社会体制必须服务于基本社会制度且它的一些主要原则都是由社会制度派生和决定，但同时需要看到，社会体制具有自身运作的特点和规律，它的某些构成要素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制度[5]。社会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社会体制则经常处于变化、变革之中。因此，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形成不同的社会体制；而不同的国家，即使政体不同，也可能会形成相似的社会体制。在此基础上，针对社会体制改革要谨防一个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即把社会体制改革片面地等同于社会制度改革。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等其它方面体制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易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