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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和李斯是在秦国崛起及后来统一中国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司马迁对商鞅评价很高，称“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卷130，《太史公自序》)。《商君列传》详细记述提出变法的原委，商鞅先后两次变法所实行的奖励耕战、废除贵族特权、移风易俗等内容，写商鞅在关键时刻以历史经验作有力论据，驳倒保守派人物甘龙、杜挚的阻挠，特别是写出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显著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一举而使秦成为西方强国，称雄于诸侯，逐步蚕食六国，走向兼并天下的道路。李斯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前后三十年，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他都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司马迁以鲜明的倾向性和生动的史实，分别写出李斯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功与过，实则借此以显示秦政权前后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李斯列传》实应与《秦始皇本纪》并读，以收相互发明之效。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熏心的性格，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穿全篇传的中心，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始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欲佐秦以统一天下，交代这一背景为全篇奠定了基调。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溃之策。于是大得秦王信任，拜为客卿。二是谏阻逐客。警告如果实行不问曲直、为客皆逐的法令，后果必是断送统一事业。此后二十年，秦始皇用李斯计谋，完成统一大业。三是秦皇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政策:“禁《诗》、《书》、百家之语以愚黔首”;“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身为丞相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太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荣，上书引申、韩之说，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法，死节之行。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

　　李斯助纣为虐的结果，终遭赵高构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司马迁对《李斯列传》的结尾也作了精心安排，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令秦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孺子婴自系其颈迎降。何以在李斯传中要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呢?恰恰在这里反映了司马迁编纂思想的卓越之处，他为此独运匠心，是要深刻地总结秦朝成败的教训，明确揭示秦统一后治国政策应废除苛政，转向安民、抚民这一关键问题。

　　在秦汉之际历史变局中，首先点燃起反秦烈火的，是傭耕出身的英雄人物陈胜，他在大泽乡带领九百名被秦朝暴政逼得无有活路的戍卒，揭竿而起，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反秦浪潮，终于推翻了貌似不可一世的强秦的统治。对于这场历史上空前的人民起义的壮举和陈胜首先发难的大无畏精神，司马迁满腔热忱地歌颂，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其编纂思想达到的非凡高度保证了这篇传记的成功。《太史公自序》将陈涉揭起反秦起义大旗与历史上备受颂扬的“汤、武革命”相比拟: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史家，却持有这种热情歌颂人民起义的进步立场和编纂上的特识，实在难能可贵。

　　而后代有的评论者，却拘守“世家”应专记诸侯和勋贵的事迹，批评司马迁破例立《陈涉世家》为不当，则恰恰反衬出批评者见识的浅陋。司马迁以他确定的编纂思想为指导，详细叙写了首倡起义的周密组织、发动群众充满戏剧性的场面和曲折过程，又生动地刻画了陈胜富有反抗精神的鲜明个性，对其因犯下过失、误杀昔日傭耕伙伴，致使“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也如实直书。轰轰烈烈的历史功绩与生动真实的人物性格相交织和映衬，诚为《史记》全书增色不少。

　　司马迁在篇末概括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诸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对这位反秦先驱者和农民起义英雄的历史功绩准确定位，也与《太史公自序》中称颂其与汤、武革命相比拟的撰述义旨作了有力的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的历史地位实际上被班固所继承，《汉书》因反映新的时代特点而取消“世家”的体例，但设置《陈胜项籍传》，作为全部汉代人物传记的首篇，这种安排正表明将陈胜视为开创秦汉之际历史变局的第一人。

　　《史记》七十列传中有大量篇章记述汉代人物，这里仅简要论及晁错。晁错活动于汉文帝、景帝时期。

　　汉文帝时，官太子家令，号曰“智囊”。他极具政治远见，深刻地认识到汉初诸侯王势力膨胀，尾大不掉，将酿成分裂割据的祸害，构成对中央朝廷的威胁，“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但因汉文帝下不了打击诸侯王势力的决心，故未从其议，但奇其材，迁为中大夫。至汉景帝时，晁错升任御史大夫要职，此时吴王濞及其他诸侯王更为跋扈，晁错乃上《削藩策》，明确主张“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反迟，祸大”(卷106，《吴王刘濞列传》)。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用晁错计策，削减楚王等所属郡县。于是，吴、楚七国联合举兵反叛，并以“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此时，晁错正置身于汉朝廷与藩国尖锐斗争政治漩涡的中心。其父从颍川(治今河南禹州)赶来，对他严责:“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冀望晁错在危急关头立即改变态度。晁错却毫不退缩，回答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坚定不移地申明建议削藩正是为国家谋求根本的利益。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他不忍见大祸及身，仰药自杀。司马迁刻画晁错面临杀身之祸也不肯后退，生动地表现出汉初进步思想家为推进国家统一而尽忠竭力的坚定意志。

　　其时，吴、楚发兵情势危急，汉景帝因袁盎进计，误杀了晁错。司马迁最后叙述，当汉军与吴、楚作战过程中，校尉邓公(谒者仆射)从军中来，汉景帝对他询问，晁错已死，吴、楚军是否罢兵?邓公回答说:“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汉景帝问其故，邓公恳切陈明晁错为国家寻求长治久安的一片忠心和蒙受的极大冤枉，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卷101，《袁盎晁错列传》)汉景帝至此也追悔莫及。《太史公自序》中论本篇的撰述义旨为:“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朝错列传》。”点明撰写本篇的指导思想，乃是表彰晁错为捍卫国家根本利益而不避杀身之祸的崇高精神。

　　五、《史记》楷模作用三: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史记》“成一家之言”编纂思想的第三项突出表现是不停留于单纯的记述史实，而是要写出史家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通过史著来表达独立的思想体系。司马迁要实现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目标，要探究不同历史时期变化发展的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必然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对事件或人物进行分析，作出褒贬和评价，以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本质性的问题。如《六国年表》对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史事作了梳理，以秦的崛起和强盛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为了帮助读者把握这一要领，司马迁精心撰写了《六国年表》序，其中心是驳斥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开头即言，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国势始强，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至战国时期，各国武力攻伐，“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迄而兼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又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至秦、汉兴起，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的规律，寓意深刻地将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并提。进而，司马迁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的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既谴责秦在这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此外，在《魏世家》赞语中亦称“天方令秦平海内”。司马迁的论断充分体现出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力，给后代研究者以宝贵的启迪，堪称千古巨眼。

　　再如，《项羽本纪》实为楚汉之际复杂历史事件的纲领，同时完整地记载了项羽的活动，突出地刻画其性格特征。篇末赞语，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项羽在反秦起义中的功绩及其号令诸侯、叱咤风云的气概作了高度的概括:“(项羽)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并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继而笔锋一转，指出项羽最终失败的原因，专恃暴力，不施仁义，不恤百姓，肆行杀戮，并批评其临死前将败亡归结于“天意”的荒谬:“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篇中，记载了项羽种种暴虐行为:“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篇末的议论，即是对篇中所载大量史实作了提升和概括，深刻揭示出倒行逆施、丧失民心才是项羽败亡的真正原因，绝不应归于“天意”，而是历史的必然性。

　　而在《高祖本纪》中，则具体记载刘邦在关中及各地，尽力招抚百姓，因此深得民心: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他“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民众更喜欢了，唯恐刘邦不为王。此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要到南郑时，“楚与诸侯慕从者数万人”。《高祖本纪》赞语中，指出经过秦的苛政和秦末战乱之后，社会要求抚恤百姓、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汉高祖刘邦实行的政策恰恰符合这种客观需要，“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以上论述，都是从民心向背和历史前进的必然性的高度对秦汉之际纷纭复杂的史事加以总结，因而大大提高了《史记》相关篇章的思想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本人定名其书为《太史公书》，而非后人所称之《史记》。章学诚已经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指出:“《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自名一子。(原注: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卷4，《释通》)他又说:“司马迁著百三十篇，自谓绍名(按:当作‘明’)世而继《春秋》，信哉，三代之后绝作矣!”(卷3，《匡谬》)章氏称赞司马迁勇于提出自己的学说，故能写出整个中古时代独一无二的杰作，此项对于理解《史记》全书至关重要。司马迁著史之时，在思想领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主张，以“独尊儒术”为国策，实行文化专制。司马迁“自名一子”，说明他的旨趣是继承先秦诸子的遗风，要结合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拿出自己的一套独立见解。司马迁学术见解的基本倾向是“尊儒”，但他不把尊崇儒学与其他学说相对立，而是吸取各家之长，明确肯定百家学说的价值。譬如，在《伍子胥列传》中，他赞誉伍子胥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隐忍而成功名”，显然是吸收了道家“以柔克刚”、“以屈求伸”的观点。《叔孙通列传》称:“(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卷99，《叔孙通列传》)这是以道家观点为依据肯定叔孙通适时应变的行事特点。黄老“无为”学说对汉初政治发挥了指导作用，《吕太后本纪》、《孝文帝本纪》、《萧丞相世家》等篇均有明显的体现。对于儒家学说，司马迁真诚地尊尚，而同时他又能超越儒家的局限性。

　　儒家不大重视生产经济活动。例如，孔子“罕言利”(《子罕》)，曾斥责愿意学稼的学生樊迟。孟子说:“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董仲舒将“利”与“仁义”相对立，称“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卷56，《董仲舒传》)。司马迁的态度显然不同。

　　《史记》创立了专记经济生活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为古代史家开创了范例。司马迁肯定社会经济必有自己的规律，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他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卷129，《货殖列传》)主张让工商业者自由发展，《太史公自序》论述《货殖列传》撰述义旨，明确指出为著名的大工商业者立传:“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司马迁确实见识过人，从社会运动和经济生活发展中概括其本质与法则性，摆脱了儒家思想的局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其卓越的经济思想不仅在中古时代光彩夺目，甚至到了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也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根据上述，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撰成不朽的巨著《史记》，国家处于强盛的时代形成的统一的局面、物质文化资源和提供的开阔视野，是其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司马迁具有的非凡创造力，尤其是为了再现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历史而形成的编纂思想，则是其成功的主观条件。“成一家之言”，即为他的一项重要的编纂思想，这在《史记》全书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实施。

　　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继承了先秦历史编纂的成果并将之发展，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宏伟著史体系，包容广阔，有骨架有血肉，伸缩自如，类例分明，达到了立体式地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被誉为“全史”。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从中国秦汉之际人的活动推进历史进程的突出作用获得了深刻感悟，故而采取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写出了众多贤君能臣、豪杰之士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艰苦卓绝的奋斗、可歌可泣的事迹，借此以窥见人类历史如何向前运动，国家盛衰变化、成败强弱之由何在，记载了民族的智慧，并且让世代读者反复体味那些栩栩如生的场面。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兼采各家之所长，而构建了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尊尚儒学，而又勇于超越;在诸多篇章中紧紧结合史实，灵活地发表充满睿智的评论，不满足于单纯的记述，创造了恰当的论史形式，大大提高了历史著作的思想价值。总之，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及其对如何实现的深入探讨，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史记》何以达到如此丰富性、生动性、哲理性和著史体裁之完美性的统一，明白《史记》何以成为历代史家楷模之奥秘。惟其如此，《史记》的著史手法和体裁形式，历经两千多年仍然有活跃的生命力。从清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到20世纪的几代史学家，都提出或实践了学习《史记》构史体系的精髓，探求历史编纂的新途径。著名文学家茅盾也设想学习《史记》体裁来编纂新的文学史，他写《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甚至美国的史学家也提出要仿照《史记》的体裁撰写一部美国史。《史记》体裁上的出色成就更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所有这些，无疑都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编纂思想取得的成功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了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