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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早期史家的最高使命是在合乎某种道德的原则下，如实地记载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董狐、太史简这类严守大义而敢于献身的人成为史家的榜样。且早期史家均重视政治、军事、宫廷等内容，重叙事而少分析。这与强调秉笔直书、不曲不饰的兰克学派或有相通之处。孔子作《春秋》，强调为尊者讳，让乱臣贼子惧，以自己信守的礼义为主旨，对历史事实主观取舍，把历史话语政治化、伦理化，使史家趋向于道德审判而非如实记录，成为中国大一统史学的鼻祖和规范。直到皇权政治结束，这类历史编纂法与历史观才被抛弃。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史家的目标是建立一套自己独特的解释体系。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说明他怀有这样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在行政实践上重守成而鄙创新。在学术上的体现是重训诂、天象、义理等。自刘歆治《左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即使是在中国皇朝政治如日中天之时，最有革新精神的政治精英，也不得不“托古改制”，示人以循规蹈矩状，以免离经叛道之讥。杰出的史学家，如司马光者也仅是从重新编排的史籍中来总结中国王朝数千年的兴衰成败，以供统治者借鉴参考。长此以往，能背“十三经”、谙熟各种官史者，即称硕儒。

　　近代以来，史学研究始以创新为生命。创新是对前所未有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开拓和建立，是后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思考、总结、质疑和扬弃，以达完善。无创新的学术，可谓灵魂空缺，而某些学者动辄宣称“填补空白”、“全新阐释”、“新里程碑”、“发前人未发”……这类“创新”多是不谙学界研究状况，甚至闭目塞听，故作惊人之语。

　　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年鉴学派的倡导和影响下，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史学语言不但被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术语和规范所融合，而且许多分析依靠大量的自然科学手段和工具来进行，大量的模型往往使用实验室和计算机演绎。尤为重要的是，今日历史资料已大量数据化。在这个资料和数据大爆炸的时代，历史学者更容易找出过去难以想象的论据，每一领域都可做出重大突破，每一项重大突破，都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历史学成为有前沿而无“后沿”的学术领地。就这一点而言，史学的前景相当乐观。

　　但史学创新也应警惕钻入死胡同。如果仅为创新而创新，并不能增加历史解释的深度和维度，反而引发人们对史学的误解，无法成为开启学术前沿的启迪性钥匙，从而沦为无良讼师式的诡辩。说到底，这类创新不过是奇谈怪论、没有固定主见的惊世骇俗之言。

　　因此，创新仅是史学研究的初级台阶，而非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史学的本义尽管包含如实记录、公允评论乃至创新，但最终目标是对古今做合乎逻辑的解释。维特根斯坦曾言：“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历史解释体系就是能够说的事情，可以把历史说得更清楚。

　　历史解释的分水岭是唯物论与神学论的对立。一切归结于上帝，一切均可解释，一切均无解释。只有唯物主义的观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才能形成相对科学的解释体系。即使唯意志主义的创始者叔本华，一方面强调意志独立于时间和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承认意志包括所有的理性和知识。进化论、兰克学派、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等，均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毕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相对科学的解释体系，对这些解释体系的批评，本身就是人类知识承继的重要内容，而不是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消灭。即使是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后现代主义，也无法否认生活的决定性意义。

　　史学与其他学科血脉相通，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均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影响到历史学，但史学最应该建立与哲学的紧密联系，甚至可以把“哲学”视为史学的最高境界。

　　从高境界来分析、编纂历史资料，探究、阐释历史进程，可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容易获得系统性的创新和突破，而不致使史学研究流于饾饤之学。

　　从孔德建立实证哲学开始，人文社会科学均强调事实、尊重事实，在事实基础上建立知识体系。史学界较多地承认人类追求真理，追求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解释。而历史研究本身是对“过去”的择取，任何研究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在这一点上，否定统一道德，设定多元真理，强调从个人角度、文化角度，甚至是两性关系角度进行历史阐释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巨大的解构意义。但即使人们永远无法还原过去的“事实”，在同一语境下，却有着相对更接近事实的解释。如同法庭上的原告与被告，以法律为依据的专业人士，不难判定谁更“真实”。所有人陈述的历史固然都是由一块块碎片构成，但用碎片把希特勒建构为一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与同样用碎片把他描绘成一名残忍极端的纳粹元首，用史学标准不难衡量其高下。

　　只有真正来自生活的历史观念，才能无限接近“真理”或“真实”。从把存在主义视为人道深化的萨特、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福柯，到对社会进化论进行重新构建的哈贝马斯，乃至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典型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观念，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每一位反对或批判马克思的学者都可以清晰地罗列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区别或对马克思的超越，但笔者却可轻易找出他们之间无数的相通之处。像阐述社会事实的涂尔干，主张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阐释的维特根斯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当代批判的吉登斯，乃至系统阐述唯心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马克斯·韦伯，精通神学、强调自由意志、无意识欲望的弗洛伊德，其观点仍然没有越出“生活决定意识”的范畴。

　　当然，其他任何学科的理论均可用之于史学研究，就像史学成果可作为任何其他学科的论据一样。史学研究本身是开放的，史学绝不存在独尊某术、罢黜百家的先验性设计，史学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批评与驳诘中不断地更接近“真实”和“真相”。

　　无论如何，在社会生态史和社会经济史领域，笔者理解的学术前沿，从理论到论题，始终无法越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影响。当然，许多理论各自从不同的维度补充、深化、修正，乃至纠正了马克思的论述，只要是严谨的学术论说，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更可以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许多包括笔者在内的历史学者在研究中有了自己的解释体系。

　　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最大障碍，是各种机械的、似是而非的权威解释和形形色色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阉割、扭曲、简单化和片面化，从而导致人们大量接触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对历史研究的伤害丝毫不比其贡献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