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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中文著作外，丁韪良在京期间还先后出版了《翰林集》、《中国的传说和诗歌》、《汉学菁华》、《中国觉醒》等英文著作，并多次在国外报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政治及经济社会状况，利于西方了解真实的中国，其在美国被公认为是一流的汉学家。丁韪良还曾到天坛、明十三陵、西山、长城等北京的著名旅游景点游览，并在其1896年出版的《英文回忆录》中专门描述了这些景点的优美风光。
 
　　社会活动
 
　　当时在京外国人组织了很多团体，丁韪良也多有参与，如北京传教士协会、青年文学辩论会、东方学会、华北书会等团体，经常发表演讲。1885年，丁韪良等为促进对中国及东方问题的研究，发起成立北京东方学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发表许多汉学研究作品。
 
　　由于在京师同文馆任职，丁韪良与京城官员，尤其是总理衙门的官员，有密切交往接触。他在回忆录中称：“我与清朝官场打了四十年的交道，熟识各个等级的文武官员，从衙门小吏到王公大臣。”丁韪良平时公干，常与官员见面，有时还一起进餐，官员多向其询问西方地理、政治等问题。文祥因重视同文馆事务，经常与丁韪良会面，支持其传播格致之学；丁韪良与恭亲王奕訢接触较为频繁，对其开明与智慧比较赞扬，恭亲王则多次关照丁氏，支持其在同文馆推行的改革；丁韪良在北京还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有过多次会面，李鸿章为他的《增订格物入门》等书作序；丁韪良还担任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私人指导，向其介绍有关地理、政治及欧洲方面的信息，帮他批改英语文章；1898年9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京，大学士孙家鼐设宴招待时，丁韪良应邀出席，发表了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为了向京城的上层官员宣教，丁韪良向他们赠送其在宁波所著的中文神学作品《天道溯源》，该书将基督教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宣讲“孔子加耶稣”主张，以便取得官绅认同。
 
　　义和团运动中，丁韪良被围困在英国公使馆中，直至1900年8月解围，期间他承担检查中国人出入使馆的门禁工作。为救助避难英国公使馆的中国教徒，丁韪良带领其他传教士，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处于饿死边缘中的中国教民的性命。丁韪良在1900年9月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中提出了战后中国建设方案，希望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权力及其改革方案，并让各国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他于1900年10月回到美国，出版了英文著作《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详述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北京情况。对于战后赔偿，他在该书中提出美国应夺占海南岛，作为军费补偿，或占领沿海其他港口作为驻防基地。这一系列建议都带有侵略中国主权的色彩，最后都未付诸实践。
 
　　1902年9月，丁韪良转赴武昌活动，1906年再次回到北京。此次回北京，他接受美国北长老会的委派，再次在京承担传教使命。1909年，袁世凯儿子袁克定每周三到丁韪良家中听课，丁氏为其讲授国际法、圣经及政治经济学课程。1910年，他完成并出版中文回忆录《花甲忆记》。1911年4月，他出席北京协和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典礼，并用中文致辞。民国成立后，丁氏继续在京居住，1914年在其生日时，民国总统袁世凯赠送贺联，并附“学海耆英”的题词。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时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以及美国使馆人员，出席了他的葬礼，后被葬在北京的外国公墓。
 
　　纵观丁韪良在北京的数十年活动，虽然其初衷是在北京传教，宣讲上帝福音，但其对晚清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贡献，远高于其传教上的成绩，尤其是传播引进了西方现代教育模式。他更通过在京期间完成的大量中英论著及译作，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当时上海的《民国日报》曾在其逝世后称：“灌输西学开中国风气之先者，马礼逊而后是以先生为第一人矣……氏为东西之媒介者，垂三十年，与两方皆导入文明。”丁韪良在北京走上层传教路线，结交官员，积极融入中国社会，也有利于中国民众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不可否认，虽然丁韪良在京活动不能简单斥为文化侵略，但其出于维护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考虑，提出的一些侵略中国的主张，是应予批评和否定的。
 
　　参考文献：
 
　　1.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3.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获准进入北京传教，传教士足迹迅疾遍布帝都，成为在京外国人中的重要群体。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又是在京传教士中的“中国通”，他在京活动四十余年，在传教之余，结交权贵，先后主理京师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并积极参与中国社会活动，成为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风云人物。
 
　　教育活动
 
　　1850年，丁韪良受美国北长老会委派，前往宁波传教。1858年，曾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1863年，丁韪良从上海转赴北京传教，开辟了美国北长老会北京教区。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曾召见丁韪良，希望他转告在京传教士切勿太过声张，以免引发教案。受当时民族主义、中西文化冲突等因素影响，丁氏在京传教效果不佳，入教者甚少，且多是贫苦民众。当时他还在北京盖了一所小礼拜堂，组织了小型教会，方便教徒间的聚会活动。在传教之余，他还参与了北京官话本《圣经》的翻译。
 
　　1864年，丁韪良鉴于北京失学儿童众多，于是租赁民宅设立蒙学，定名崇实馆，为一所走读学校，招收附近儿童。学校最初招收六名学生，学生所有花费都由丁氏筹集承担，课程为经学、常识，并讲授基督教义，意在培养本土布道员。丁韪良也一直出任该校校长，直至1885年，因学生众多，北长老会出资在新址建校，校务才转交他人管理，后来发展为崇实中学（今北京21中学）。
 
　　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丁韪良到京师同文馆讲授英文，薪酬颇高，后还被指派讲授国际法及政治经济学。1869年，在赫德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正式任命前，他通过清政府的考试，合格后才被正式聘请。1869年11月26日，丁韪良在同文馆正式上任，并用汉语向学生发表演讲。丁韪良就任后，对同文馆的教学进行一系列改革，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首先在学制方面，分成五年制、八年制两种，先后得到总理衙门批准。其中，五年制课程不包括外语，主要学习格致、国际法和数学等课程。八年制课程则是前三年主要学习外语，后五年学习数学、国际法等课程。同时，他还扩充同文馆，增开了德文、生理学、医学等课程，先后增设了化学馆、天文馆及格物馆，并设立印书处及天文台，制定一系列管理学生及教学的章程；在生源上，他改革招生制度，不仅招收八旗子弟，也开始招收汉族子弟，致使学生人数激增，到1888年达到125名之多。虽然同文馆不允许在课堂上正式讲授宗教，但丁韪良却从不回避与学生探讨宗教问题，经常讨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问题，并要求教习在授课中也不要刻意回避宗教。为了教学需要，丁韪良亲自或组织他人编订翻译了一批西方名著，并制定译书章程六条，涉及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格物学、自然地理、历史及法律等方面，如《格物入门》、《格物策算》、《富国策》、《化学指南》、《各国史略》、《中西合历》等20余种。1880年，他受总理衙门官费支持，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回京写成《西学考略》，向总理衙门介绍了欧美教育体系的优劣。丁氏也因其卓越贡献，于1885年被清政府授予三品顶戴。1890年在丁氏回国休假时，同文馆师生曾致颂辞，称赞其对同文馆的贡献：“分门析类，督课有方……分任汉洋教习，综考厥成，殚心竭虑，惩劝兼施，以致馆务日渐起色，详译西国各种书籍，皆精深宏实，为游艺必不可少之书。”而当时同文馆培养的一批毕业生，大多成为当时中国急需的翻译与外交官员。然而丁韪良试图将同文馆完全改造成按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办学，同时试图借助办学传教，皆因保守势力的阻挠，未得实现。他在同文馆直至1894年因病离任，任职时间长达25年之久，之后赴美养病，到1897年才又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