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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代史著名研究专家沈志华通过不断发现利用新档案，适当借鉴口述档案，巧妙利用回忆录等方法进行史学研究，揭开历史事实真相，其实事求是的原则、独立求索的精神、注重细节的态度和精密求证的学风值得我们档案人学习，其用档治史的经验也引发我们对档案利用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沈志华史学研究档案利用

　　一、沈志华其人其作

　　沈志华，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兼任社科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北大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曾是大陆史学界惟一经济完全独立的自由学者，无官方专职头衔，但就是这样一个“无名小卒”搅动了波澜不惊的史学界。其研究领域在苏联史、冷战史以及中苏关系，并花费大量精力搜集解密档案，专著、编著、参与合著十余本，拥有三百余万字著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苏联历史档案选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等；发表论文近百篇；承担近10项国家重要课题。[1]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展开的理论思路重新阐释了当代中国历史起点的一系列事件，具有巨大的首创价值。沈志华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一脚踏入档案领域，其传奇的档案人生和宝贵的经验和做法为我们档案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借鉴。

　　二、沈志华用档治史的方法

　　（一）不断发现利用新档案

　　傅斯年说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所谓追本溯源。沈志华在其现代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他认为利用档案，探寻历史真实，要“竭泽而渔”，全面收集资料并进行对比研究；避免“选我所用”。对比其他当代史研究者，沈志华以新挖掘的档案史料为基础，其所用原始档案，并非传统档案史料，而是未公布的一手资料。

　　以《朝鲜战争揭秘》[2]一书为例，沈志华利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包括斯大林给苏联驻朝大使、私人军事代表和毛泽东的密电，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录、访谈记录、电报以及信函。此外，沈志华所用档案数量巨大，选材广泛在学术界也是少见的。单就其出版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系列，共三卷，参考档案总计700多件，其数量之多，选材之广，是该题目国内外之首。

　　（二）尽信档不如无档

　　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档案作者本身都是基于自己的理念思想来记录或“制作”档案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主观色彩。甚至处于某种需要而留下言不由衷、文过饰非、掩人耳目的历史记录。也许历史研究要求的真相是不可达到的高贵梦想。

　　沈志华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不是从既定和先验的结论以及概念出发，而是从档案史料入手，重建历史事实，然后得出自己的分析，这从方法论上对那些传统的党史研究套路造成了冲击。在瀚如烟海的档案史料中，充斥着大量的历史真实、内容本身失真的档案，有的是为了宣传而造出来的，并非原有档案。沈志华基于史料而又不迷信史料，能够从档案和资料中出来，尊重事实，让事实说话，避免陷入档案主义。

　　（三）适当借鉴口述档案

　　进行历史研究，不能简单孤立地使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难免会出现偏差。尽管口述史料真实性和准确性受到质疑，但是并不能就此否认其重要性。档案不是万能的，需要其他档案形式做补充。档案文献往往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沈志华并不否认口述史料的重要功能：其一，当事人的描述能够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其二，没有口述档案而仅靠纸质档案，历史的链条是连不起来的，当事人口述档案可以在档案文献缺乏的情况下，填补历史链条的空白；第三，口述史料可以弥补档案文献的缺乏。[4]

　　除以上三点，当事人对当时的场景、语境和情况的描述，可以使枯燥呆板的档案文字所记录的历史场景更加生动活泼起来。沈志华曾用一个小故事加以说明：美国研究人员凯佩尔就将专家本人的叙述和档案文件有机结合。凯佩尔利用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办法，招募30几名曾经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根据专家们的回忆，使凯佩尔加深了对俄国档案文件的理解，使得后来的描写显得鲜活生动。[5]

　　（四）巧妙利用回忆录

　　沈志华的大量论著中多次利用当事人回忆录和采访录，这是沈志华收集研究冷战国际史史料的又一个重要方法。首先，仅查阅白纸黑字的档案文献会给人不知所云的感觉。例如，俄国公布的档案，其中一份关于1956年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其内容非常简单，只有看似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有时强加于人”、“应该纠正缺点”、“形式匆忙作出决议”等等。[6]26日会议的记录也是让人读起来摸不着头脑，如“哥穆卡尔实在太过分了”“关于罗索夫的一点很关键”。解读这些原始档案就需要当事人的回忆来帮助更好地理解档案的内容。曾经两次担任刘少奇会议秘书的师哲，据他的回忆录记载，刘少奇在会议上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并表示中国将在任何情况下努力维护中苏友好团结关系。而26日的会议记录实际上是记录了刘少奇与赫鲁晓夫的一致意见：哥穆卡尔把国防部长罗索夫从波兰政党的领导人中排挤出来是中俄两国都不能接受的。[7]由此可见，当事人的描述能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其次，回忆录也可以作为历史考证的途径之一。但要求研究者对回忆录和当事人的记述进行核查和鉴别，避免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

　　总之，历史研究要学会把原始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以及回忆录等结合起来，二者相互考辨、相互印证、相映生辉。

　　（五）结合不同材料得出结论

　　在沈志华的著作中利用的档案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十分广泛，从国外公布的档案看，包括电报、报告、会议纪要、速记记录、工作记录、信函、文本条约、决议草案等等。“从重要性上看，这些文件是同等的；但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要区别对待，对不同形式的档案按层级进行划分。”[8]有一些非历史专业人员写的文章或者是图书，有的称纪实、文学，不能作为史料看待，但是有些也夹杂着对当事人的采访，只是更需要研究者敏锐的眼光和考察力。“在引用重要的文献时，需要对比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因为其中的注释和正文都有可能存在着差别。”[9]

　　例如，我国传统观点认为，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由中国起草，苏方同意后形成最终文本，依据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别发给刘少奇的电报。电报作为一种原始档案，具有较大的真实性。但这两份电报只有中方当事人的说法，其说服力就没有那么强了。沈志华在俄国的档案馆中查找了大量的条约文本，其中包括1950年1月6日至22日共7次起草和修改的关于该条约的俄文文本、23日苏方交中方的俄文文本、24日中方经修改后退还苏方的译本以及31日周恩来与高扬商议条约的报告。这些文本都证明了条约最初应该是由苏方起草的，中方只是做了简单的文字性修改。[10]二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俄国所公布的文本档案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

　　此外，沈志华还大量转引国家公开和内部的报刊资料，如《内部资料》、《人民日报》等，这两大刊物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内容真实，为其研究大跃进时期的各地民情提供了史料来源。[11]

　　三、沈志华用档治史的态度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

　　党史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踏入禁区或“雷区”，这就要求他们独立思考所谓的“敏感”问题，进行创造性探索。历史研究者都是历代记录者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发现在国家利益面前，其真实性有时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利益，所以有些历史事实并非档案记载的那样，特别要注意政治家、官方的结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的，即档案本身就是伪造的，本没有档案，后来被塞进去的；二是政治层面的，档案形成时，出于某种需要被制作和修改。所以我们常说，档案也有陷阱，档案里说的事不一定是真的，我们所说的档案真伪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研究者要避免掉入档案为我们设置的陷阱（形式真但内容假的档案）。

　　沈志华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向古代史官一样，敢于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讲老实话、讲真话。”[12]关于朝鲜战争的宣传，我国党史的阐述是南朝鲜打响战争第一枪，而沈志华根据大量国外公布的档案看，其结论正好相反。随着事实的不断揭露，沈志华推翻了以前一个个根深蒂固在我们大脑中已经形成的认识，但其底线是不触犯有可能越过的红线。所以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不断权衡。一方面历史研究不能单纯是为了政治宣传、服务于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另一方面，档案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还公众一个个真实的历史，做到既尊重官方机构著作的话语权，又要揭开历史事实。

　　（二）独立求索的精神

　　沈志华获得史料的过程就如同他的历史和人生一样充满了传奇。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商界小有成就，凭着对学术的热爱，毅然重返学术圈，可谓是“弃商从文”。他数次前往俄罗斯收集档案史料，十几年来，奔波于美国、俄罗斯和韩国之间，来往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仅路费和资料费的开支就高达150万。[13] 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个人出资140万，不远万里从美国和俄罗斯收集10000多件解密档案，并把全部资料自费复印一套赠送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些档案还制作成光盘，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提条件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沈志华远赴国外将历史档案的复印件买回进行深入研究的行为，看似是一桩具有想象力和个性的个人行为，但这是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能量，是中国学术界的活力所在。此外，沈志华通过不断学习，能够将中、英、俄三种语言运用自如，这也是他得以深入理解国外档案的基本能力。《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14]是其亲身前往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将一手的俄文文献翻译成中文编写而成，为后来我国研究者站在苏联角度研究相关史实带来了巨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