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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关注的是，据《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著录，焦廷琥还编《仲轩群书杂著》91种，不分类，稿本现藏湖南社科院。但此书并不见于以往著录。通过考察《仲轩群书杂著》所收书目，大致可以见出编选者的旨趣。其中收录焦循著述两种：《经义五疏补》五卷、《孟子正义》六卷，似为节录本；廷琥自撰三种：《后汉书衍易》一卷、《明人说易》一卷、《周礼六官考》一卷，此三种，未见他书著录，故而尚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廷琥辑书六种：《明史艺文志易类》一卷、《正朔考》一卷、《字典论说》三卷、《占象分考拾遗》三卷、《古注参同契分笺注释》一卷、《群书录要》二卷。余下包括宋人六种，元人一种，明人四种，余皆清人著述。清人著述中多是经史考据之作，且以《易》、《诗》、《春秋》、《礼》为主，囊括乾嘉之际一流学者的著作，如毛奇龄、李光地、惠士奇、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孙星衍、阮元等等，所收之书与廷琥平日为学趣向亦很符合。窃以为当是廷琥据自家所藏以及从别处抄录之书，以供阅读研究之用，曰积月累，插架渐多，遂略为编辑，成此所谓《群书杂著》，故其篇幅多为一卷二卷。廷琥较早追父而去，未及整理，而焦征对此也未提及。该丛书笔者并未寓目，惟俟他日再作进一步考察。

　　三、焦廷琥的家学渊源及扬州学派家学之特征

　　清代江都北湖焦氏，乃地方大族，廷琥《葺焦氏族系》云：“湖居五百载，族孙尚绵绵。祖德留门户，芳徽在简编。诗书当世守，名字几人传。旧谱新增葺，家藏好待镌。”焦循之父好郭璞诸家之学，通《焦氏易林》，并喜以格言教训子弟，焦循曾录十八条于《先考事略》。焦循又曾辑录先人若醒斋先生词一卷、学时先生诗一卷、声依先生蜗牛草堂诗一卷、熊符先生凭轩遗笔一卷、鉴前先生晚翠集一卷，先辈清芬不坠，至焦循时，著述等身，流波学界，称得上焦氏家族之鼎盛期。从上两章焦廷琥的生平与著述不难看出，他的学术活动以及成果，与其父密不可分。作为焦循的助手，他善承家学，在校勘、抄录工作之余，有自己的见解并笔之以书，而他本人也引以自豪，如《寄王灌茵兼问丁春木目疾》云：“岂令高阁束春秋，敢谓群书能博极。学经须以经文通，师友启迪最有力。”时人也盛赞廷琥能继承家学，他的聪慧甚至让年长八岁的叔父焦征自叹不如。

　　关于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的关系，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有精辟地论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堕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的确，尽管历代政权都试图掌控知识与文化的话语权，但地方大族盛门，尤其是科举世家、文学世家、学术世家，对文化的传承则是更具有自觉的传道、守道的精神。世家大族的学术传承，主要得力于家族内部雄厚的经济、学养支持。父辈之于子辈，亲自教授，偕同出游，引见于学界前辈；而子辈之于父辈，则是协助其著述，刊刻著作，于其卒后，撰写碑传行状，使不泯没。如王安国、念孙、引之一门三父子皆进士及第，是清中期扬州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世家。焦循因修《扬州府志》得五百金，筑楼买田。阮元家世之显赫，在嘉庆时达到巅峰，其子阮常生、阮福等就整理文选楼藏书，刊刻先辈著述为己任，不应科举。再如汪中出身孤苦，七岁丧父，凭借勤奋与天分，在学术上成就辉煌，但家境较贫寒，其子汪喜孙则人赀为官，为河南怀庆府知府，相对于廷琥、阮福的优游境况，当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在彰显父辈的文名、整理刊刻先人遗著方面，他们有同样的使命感，如焦廷琥撰《先府君事略》；阮常生阮福撰《雷塘庵弟子记》；汪喜孙撰《汪氏学行记》、《容甫先生年谱》、《汪容甫年表》。虽然没有将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但能不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以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为志、为乐，就这一点来说，已经具有近代知识人的特点。

　　此外，扬州自古就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是盐业的供应基地和南北漕运的咽喉。康熙、乾隆南巡途经扬州，使得经过清初惨遭十日屠杀的扬州，经济渐有起色。带动了它的繁荣，有“广陵繁华今胜昔”的之称。彼时刊刻于扬州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全唐文》，也反映了当地印刷业的发达。另一方面，清代的盐商推进了扬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官商互济，也是扬州文化的一个特点。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盐商则喜藏书，多至万卷，筑藏书楼供士子文人阅览。如马日瑁、马日璐兄弟家富财资，筑小玲珑山馆，不但藏有多种善本，还为途径扬州的南北文士提供阅读、住宿，切磋学术，考校典籍。有的出刻资支持文人著作的出版，有的则常举风雅诗酒之会，活跃文艺气氛，推动艺术创作。如卢见曾官两淮盐运使，爱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扬州八怪、吴敬梓等人就直接得到其经济援助。等等，凡此，形成了博通经史、雅重文艺的学术氛围。

　　扬州学派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家学，且其学问大都并非一世而终，通常能延续到两代以外。清代扬州府治领二州六县，包括高邮、泰州、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据此范围内的学术世家，如王式丹、懋竑叔侄，任陈晋、大椿祖孙，王念孙、引之父子，焦循、廷琥父子，汪中、喜孙父子，顾九苞、凤毛父子，阮元、阮福父子，刘文淇（舅氏凌曙）、毓崧、寿曾、师培四世，刘台拱、宝楠及宝树、恭冕三世；等等，几乎包括了扬州学派的一流大家。综观清代，学术世家层出不穷，如清初的余姚黄氏、桐城方氏、甬上万氏等，清中期的嘉定钱氏、吴中惠氏、常州庄氏、桐城姚氏等，以及晚清的瑞安孙氏、定海黄氏、新化邹氏等，但不如扬州学派中世传家学之如此集中。中国传统知识以经史子集四部传承，尤其是学术研究，偏重诵读记忆、书籍积累、长辈熏陶，家族氛围浓重，所以父以传家学为责，子辈自然以承家学为志，崇家世、重人伦，形成了浓厚的家学传统。即在同一家族之内，或父子相承，或叔侄相绍，或祖孙相继，或受学于外家，将一个家族逐渐形成的学术优势保持并光大，继之而起者因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能取得相对而言的较高成就，达到其家传领域研究的较高水平和高度。

　　清代考证学的兴盛并纳入经典学术的研究系统，为在治统道统被垄断的高压环境下的学人争夺文化解释权提供了新的路径。清儒治学方向无疑是复古，这是对现实的不满而积极抗议的表现，也是他们把顾亭林，或者方以智、黄宗羲作为清学开山之师的内在精神，至于后来有的清儒视毛奇龄为清学的真正鼻祖，则是纯粹的学理内部谱系。就扬州学派而言，清中后期承平日久，人心久安，地方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而大族盛门承担着学术文化的传承，家族成员积极维护家学的代表性，如焦氏之《孟子》、刘氏之《论语》、王氏之文字训诂等皆如是。学术世家累出，是清代学术史较之以往的一大特征，其中已悄然孕育了近现代学术职业化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