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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人为因素中的政治体制因素，在某个时期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人地关系时往往被忽略或有意回避。我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是一个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复杂，人口众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生产方式（包括农耕、手工业、游牧、狩猎、采集等）都具备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实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方面而言，这种政治体制可以调动全国之力，进行改变自然的举措。例如，可以组织大规模的灌溉、防洪工作，可以修筑防御外族侵扰的万里长城，可以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可以在不同生态地区之间进行协调和融通，可以使从事农耕、游牧、渔猎的民族得到各自所需的产品，而不必通过战争和掠夺。有西方学者曾指出：因为印度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强大的统一政权，“如果印度次大陆有一条运河连结印度河和恒河，那么一个具有同等威力的系统可能改写印度史”。但从消极方面而言，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可以为统治集团利益任意破坏自然环境，西北秦岭、陇右的森林，西南川云高原的深山巨木，被数代王朝为建筑宫殿、修造私邸、修建皇陵而采伐殆尽。

　　同时，整个社会财富和劳动力任由统治集团肆意消耗，历朝历代贪污、奢靡、浪费的现象史不绝书。由此引起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从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也有了余粮的蓄藏。

　　可是几千年来我国农民一直处在极端艰苦劳动的条件之下，虽终日辛劳，仍未得温饱，直至近代，我国还有不少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很多地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一遇灾害更是逃亡流徙、饿殍遍野。这是因为几千年来，社会生产的财富都被高度集权的政权消耗殆尽，没有用在发展社会生产、改进技术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上。统治者还不断压榨农民，广大农民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和劳役，除了逃亡、流徙，深入山林滥垦滥伐以外，别无出路。于是原来就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除了日渐恶化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后果。这种恶性循环可以说贯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第三，我国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变化，还有两个特点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凡是统一政权建都之处，往往生态环境恶化最为迅速。这是因为首都是全国政治权力最集中的地方，皇族、勋戚、权贵、军营、富商等等大量最有权势的高消费人群集中于此，利用其权力对自然界进行疯狂索取。宫殿、官署、府邸、寺院的建筑取材，饮食、取暖耗材，生活排泄的集中，造成周边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人们往往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宏伟规模惊叹不已，但很少有人想过，烧制数千个真人大小的陶人需要多少陶窑、柴薪，而这些柴薪只可能来自咸阳附近周边山区。隋唐时期，秦岭北坡已无巨木可供采伐，洛阳经曹魏、北魏、隋代大规模营建，建筑用材多取于邙山、熊耳、太行诸山，到了唐代，长安、洛阳周围已无材木可以采伐。

　　唐德宗就曾说过，“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到唐朝后期，京师连柴薪也感到紧张。所以关中平原、洛阳盆地经建都千年，从战国秦汉至唐代，是全国环境恶化最迅速的地区。以后北宋营建开封，要到陇东、晋北去采伐木材。开封周围原无森林，地势平坦，众水交会，原先自然环境较好。自北宋建都以后，河汴淤高，城中人口高度集中，排水排污成了一大问题，以致疫情流播，“病者比屋，丧车交路”。北京平原从金代开始，历元明清亦近千年建都于此，太行山脉东端军都山巨木开发殆尽，有学者在研究了历史上永定河和北京环境变迁之后指出：“金、元、明、清四代，主要为供应北京城市建设对木材的需求和北京城市生活对木柴、木炭的消费，相继大规模在永定河上游流域砍伐林木，使永定河上游流域的森林植被遭到彻底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河中泥沙大增，下游泥沙淤积，改道泛滥日趋严重。”

　　二是由于历史上中央政权势力的扩展、人口的迁入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扩展，造成边地山区人口的增加和垦殖率的提高。同时，由于无视生态环境与技术选择的关系，无视“因地制宜”，推行内地农业的“精耕细作”，造成山林被毁，水土流失，石漠化的加剧。有外国学者指出：“传统中国思想对森林和植树有很明显的偏见。森林被视为是盗匪和叛贼的藏匿场所，为官方权威所不及，而且住着不知礼仪不受教化的人们，过着可怜的生活。在这样的观点下，森林的清除与农业开垦会带来安全与政治和文化的进步。如此的想法为不只在平服少数民族、矿工、流民、盗匪或其他山地住民的叛乱后才推行，甚至平常地方官员已在执行。”这个观点可以在明清两代西南、西北边疆大吏给中央的奏章中得到佐证。同时，边疆兄弟民族原来的平坝良田被新来的移民所据，被迫不断向穷山恶水处避移，原先不适应农耕的人群为了生存转而从事农耕，造成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我国所谓“老少边”成为最穷困的地区。我国区域环境变化的以上两个特点，以往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者很少涉及。

　　第四，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等的不同，在商品流通不发达、人口流动滞缓的传统社会里，这种区域特色曾长期保留，从而对不同地区的环境变化起过重要的作用。可是近３０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种流动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所不能比拟的）、产业结构的空前变化，使城乡关系突破两三千年来的传统，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今后我国人地关系的发展究竟是祸是福，我们如何应对，如何趋利避害，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总之，研究我国历史上人地关系变化的真正内因及其规律，必须打破旧的框框，消除顾虑、打破禁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才可能得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只有将客观历史真相搞清楚，才能真正认识历史，才能对今天我国人地关系的发展有较切实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尹钧科、吴天涛：《历史上的永定河和北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费每尔：《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