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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从罪犯教化角度而言，原有“军、流、徒”非但不能起到改恶劝善之效，反而会适得其反。由于当时的情势，“军流各犯现在上无差役可供，下无工艺可执，又无看管之地、工食之资”。倘若拘于旧制，执行原有之“军、流、徒”刑罚，罪犯“正名之日徒流充军，复经历各地监卡所见所闻，无非囚系廉耻潜丧悔惧全无，不惟坦然忘自作之辜，更有自命为官人之势”，“一著赭衣便称雄于亡命，一旦逃遁还乡，益得肆其凶横”。

　　第六，从接收“军、流、徒”刑犯的州县而言，这些人犯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引发治理危机。“军流各犯其安于配所，幸不逃者，州县以其素习凶顽，难于驱役”，故而“或任开押自给，或靠商铺摊供”。在遇有赛会婚丧等活动之时，“该各犯更以身系罪囚，恣意需索。弱者不过甘颜求食，强者则敢挟势横行。徒长凶暴之风，绝无悔改之望”，长此以往，则“因一罪人之导引，更为流徙地方添无数罪人矣”，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治理难题。

　　第七，从人道角度考量，“军、流、徒”刑可能会导致人犯的非正常死亡，“非颠踣于道路，即死亡于异乡”，则“朝廷本有贷死之恩，该犯反无舍生之乐，固由自取，而揆诸好生之德，必有恻然难安者”。

　　在反思传统刑罚制度存在的问题之后，赵尔巽远征古制，近援西法，认为“军、流、徒”刑并非古已有之，而泰西诸国当时也“多以禁系为惩罪之科，工作为示罚之辟”。赵尔巽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刑罚形式已经以监禁罚为重要刑种，他认为监禁罚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的管理，“加以拘执足启悔心，责以工佣更裨要务”，非但如此，政府更能节约开支，“上无耗费，收犯皆有定所，下少逋逃，而浸染良氓滋长，奸慝诸弊更不禁而自止”。揆诸古今制度，赵尔巽建议朝廷饬令“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并规定“以后将命盗杂案遣军流徒各罪犯审明定拟后，即在犯事地方收所习艺，不拘本省外省”，对收所犯人，按照罪行轻重，“分别年限多寡，以为工役轻重”，“精而镂刻熔冶诸工，粗而布缕缝织之末，皆分别勤惰，严定课程，其愚劣过甚者，令作笨重等项苦工”。具体而言是，“徒犯自半年至三年，加重者至四年，军流自非所犯，常赦不原者，似可酌定年限”。同时，配以相应的期满释放制度，“期满察看作工分数及有无悛悔，有无切保再行释放”。

　　赵氏认为通设罪犯习艺所有以下“十益”，一是拘系本地，众知警惕；二是管束有所，不致逃亡；三是见闻不广，习染不深；四是各营工役，使生善心；五是力之所获，’足以自给；六是与人隔绝，不生扰害；七是系念乡土，易于化导；八是护解无庸，经费可省；九是本籍保释，的确可靠；十是即或疾病死亡，仍获首邱，法中有恩。

　　细读赵尔巽之奏陈，不难发现赵氏对清代传统刑罚体制之弊端深有体会，同时也认识到监禁刑优于传统刑罚。赵尔巽的主张带有近代意义以规训为主导取向的目的刑理念，而非清代传统的专注于惩罚的刑罚思想。虽然赵氏奏陈中屡屡援引泰西诸国监禁刑制为据，但揆诸其人狱政经营之实践，可以看出赵尔巽奏请各省设立习艺所之主张与其长期以来于任职诸省开办自新所或谓自新习艺所是密不可分的，笔者以为赵氏之狱政改革主张是其长期经营自新所之经验总结，而非仅仅效仿泰西。赵氏的狱政改革理念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狱政思想的近代转化，而非西来制度之移植。在朝野共行新政之背景下，赵尔巽的奏陈很快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刑部遵旨对其奏折进行议复，而后朝廷即明降谕旨予以实行。赵氏所设计之“罪犯习艺所”一时之间为朝野共知，其设立亦成为朝廷及各省要务。“罪犯习艺所”于各省普设，收所习艺作为一种新的惩戒手段渐次为社会所认同并取代传统的流放、充军等刑罚，这不惟是人道意义上的进步，更是中国刑罚史上具有巨大革命意义的变革。

　　结语

　　清季十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段，然自民国以降，学人每每论及近代中国制度之变革多喜从外力、西学进入的角度来人手，而对中国内部固有之变革因素缺乏足够的重视与考察，狱制变革即为一例。清季十年是近代中国狱制近代化的转型时期，其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赵尔巽奏请各省普设罪犯习艺所，以收所习艺取代传统的军、徒、流刑罚。学界对赵氏之罪犯习艺主张评价甚高，认为其在近代狱制转型的历史上具有重大革命性意义，但是多数学者并未关注到赵氏主张背后的传统资源。赵尔巽的罪犯习艺所主张，其实与其长期在地方开办自新所或称自新习艺所的治理实践密切相关的，而非无根之水，更非效法西制。赵尔巽在任职地方创设的自新所，兼有惩戒、教化与施善的职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近代狱制理念有一定的暗合，但是却更多的是对清代中叶很多地方自新所的开办实践的借鉴与改进，不可不谓是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型。

　　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与制度深度介入中国社会，引发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但是，研究者并不能忽视中国同有知识与制度体系的自身演变与内生性近代转型，赵尔巽在清末所进行的自新所制度创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个体强制规训与惩罚方式的近代转型，自新所可以被视为制度意义上近代狱制变革的本土起点，同时也是监禁刑罚产生的制度条件。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举办自新所的狱政实践，才使得赵尔巽能够对清代传统狱制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提出划时代的罪犯习岂主张。故而，笔者认为清代中叶已经出现的自新所实乃近代狱制变革的内部动因，其价值并不亚于西潮冲击。